关中自古帝王州,是古代很多帝王将相的共识,很多朝代都是以关中为总基地,最终吞并天下。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关中地区土壤肥腴,沃野千里,自古以来一直是粮食主产区,有了关中地区的发达农业作为保障,就具备了“足兵足食”的立国之本。
其次,关中地区地势险要,山河表里,黄河天堑可抵十万雄兵,潼关要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使得关中具有了极佳的天然军事防御体系,堪称固若金汤。在此背景下,关中重镇长安城,也就是如今的西安,成为古代很多朝代首选的国都,也就不足为奇了。
历史记载表明,周朝、秦朝、汉朝、隋朝、唐朝等多达十余个朝代和国家,都曾以西安为首都,从公元前1100年开始,到公元904年唐昭宗离开长安迁都洛阳,前后将一千多年时间里,西安多次扮演中原王朝国都的角色,有十三朝古都之称。
但随着历史发展,这种局面在唐朝灭亡前后发生逆转。公元904年,野心勃勃的军阀朱温,胁迫唐昭宗离开长安城迁移到洛阳,成为西安发展历史上的悲剧性事件。曾经繁花锦绣的长安城,自此一落千丈,自此以后,再无一个朝代选中西安当首都。
到底发生了什么?“老牌国都”西安,为什么会失去成为国都的资格?乍一看,这个问题千头万绪,涉及到西安的城市发展史,简直是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但如果换个角度,删繁就简,用一个橘子就能很好解释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橘子是一种生长在南方的水果。它在生长期对日照天数和总积温有严格要求,决定它在亚热带区域或者临近亚热区地区生长良好,而在气候偏寒凉的北方,橘子则不易存活,即使存活也难以正常结出甘美的果实。
然而在唐朝,情况却和今天迥然不同。今天只有南方才有的橘子,在唐朝却大大方方在长安城中开花结果。《太真外传》《酉阳杂俎》等唐代史料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江陵郡进贡十余棵橘子树苗,唐玄宗很感兴趣,亲手把这些树苗种在蓬莱殿院中。天宝十年,这些橘子树居然结出果实,唐玄宗尝了一个,甘美可口,立即下旨把橘子分给大臣一起品尝。
自此以后,唐朝宫中就有了栽植柑橘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朝末年,这种情况在唐朝人的诗文中都有记载。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物候学泰斗竺可桢先生,根据橘子在长安的生长情况,敏锐意识到,唐朝的兴衰与西安城的兴衰,与气候变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经过众多气候学家与史学家的细致研究与严密分析,终于得出结论,唐朝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温暖期,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出几度。惟其如此,才会出现唐朝皇宫中橘子结出甘甜果实的反常现象。
然而在关中这样远离海洋的内陆地区,气温的异常上升,带来的后果远不止这些。关中地区开始连续出现干旱,冬季降雪次数减少,不完全统计显示,关中地区在整个唐朝,出现过16次到19次冬天无雪现象。
降雪量和降雨量的减少,使得关中地区农业出现歉收,对唐都长安的粮食供给提出严峻挑战。唐朝为了保证长安城的粮食供应,曾经不惜投入大量人财物力,利用渭河营建长安漕运工程,从中原和江南调运粮食进京。但随着干旱现象加剧,渭河水量越来越小,且又是逆流而上,导致渭河漕运起到的作用也极为有限。缺粮开始成为唐朝皇帝面前一个难以克服的困局。
唐朝国都长安这样规模的城市,一旦出现粮食供应困难,而且无论本地农业生产和外地漕运都难以解决,它也就失去了稳定和发展的根基,自然也就失去了作为首都的资格。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隋炀帝当年开挖的京杭大运河运输体系的支撑下,中原地区的汴梁、洛阳(直到元朝时京杭大运河才改道避开洛阳),都可以完美解决缺粮问题,显然比西安更具有作为国都的优势和竞争力,使得日后的皇帝们放弃了定都西安的念头。
唐朝气候温暖期结束之后,定都的新传统和习惯已经形成,加之西安作为国都粮食补充困难的短板未有根本改观,最终再没能坐上首都宝座。一个小小的橘子,却折射出唐朝与长安的兴衰规律。
参考资料:《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与王朝兴衰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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