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电影网专稿 汨罗江水东流不止，屈子之名千年未散。

每到端午，家家户户包粽子、挂艾草，龙舟竞渡劈波斩浪，纪念那位投江而去的楚国大夫，早已成为中国人共有的集体情感与民族记忆。

而在这个时节重看1975年邵氏出品的电影，仿佛在节令的古老风俗之外，又加上一层沉静而深远的观影仪轨。

本周日（6月1日）“经典之夜”，我们就用这部电影，重新凝视这位诗人的灵魂。

从《离骚》的诗行，到投江前的身影，这部古典气韵浓郁的电影，在五十年后仍为我们重新唤醒那个熟悉却复杂的问题：屈原，为何让我们至今仍念念不忘？

他是谁？

他是诗人，也是殉道者。导演以厚重笔触描摹屈子形象，不止有政治志士的清醒与坚毅，更有楚辞中“香草美人”意象的投射——那份孤高自洁、忠贞不渝的品格。

在电影的叙述中，屈原并非高高在上的道德楷模。他骄傲、犀利、孤独，却也始终坚定不移地忠诚于理想。

他在朝堂据理力争，不惧权贵；在流放途中倾听民声，记录战火；最终在一切希望破灭时，以投江告别尘世——不是因为绝望，而是因为尊严。

他的一生，是写给国家的情书。

影片节奏并不激烈，却情绪饱满。导演没有选择将屈原塑造成完美英雄，而是以同时期香港电影流行的现实主义风格，还原一个血肉丰满的“清醒者”。

镜头中，屈原一次次被流放，一次次返回朝堂。每一次归来，都是对国家的重新拥抱。

当他行走在战乱的村庄，听百姓哀嚎时，他知道楚国将亡；但当他拾起笔，写下《离骚》时，他依然愿意与这片土地共沉浮。

《离骚》名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表达诗人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即使道路漫长艰险也不退缩。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强调诗人为心中理想赴汤蹈火的决心，后演变为成语“九死一生”。

他失败了，但我们却始终记得他。

也许，屈原的伟大就在于：他其实没有赢。他没能劝动楚王，没能阻止亡国，没能拯救百姓。他“愤而投江”，仿佛一切终成悲剧。

但正是这种清醒者的孤独、忠诚者的失败，才让后人一次次在纪念日中想起他。我们纪念他，并不是因为他成功，而是因为我们仍渴望那样的人存在：在万物喧嚣中，始终守住信仰；在众人沉醉时，依然愿意清醒。

鲍方与屈原

这部由邵氏兄弟出品、鲍方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以庄严写实风格再现了战国历史风云。鲍方以沉稳、内敛又不失激情的演绎，为屈原这一历史人物赋予了鲜活的生命力。

许多人了解鲍方，可能是通过金庸武侠剧的一系列高手角色，诸如96版《笑傲江湖》中的风清扬、97版《天龙八部》中的扫地僧等。

又或者是他获奖无数的女儿、非美籍华人摄影师里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摄影的儿子。

但其实早在70年代，鲍方就以这部《屈原》火遍大江南北，他在这部古典气韵浓郁的爱国主义作品中塑造出的屈原形象，神形兼备，至今仍难以被超越。

在电影中，鲍方饰演的屈原不仅有理想主义者的高洁与执着，也有身处政治泥淖中的苦闷与愤懑。

他面对朝堂奸臣的诬陷，情绪层层递进，从据理力争到愤然辞官；面对百姓的爱戴，他既感动又沉重；面对爱徒婵娟之死，则表现出人性中的巨大悲怆。

影片大量运用定镜与长镜头，强化了屈原人物的“不可动摇”之感，也给观众留下了更多沉思与咀嚼的空间。布景方面，身为导演的鲍方选择还原楚国文化特有的青铜器、礼乐制度与宗庙气象，让影片不仅是一部人物传记，更像是一幅战国晚期的文明群像。

而在音乐与诗歌处理上，鲍方则大胆引入屈原原诗原文，既增强了影片的文学气质，也使人物的精神风貌更加真实可信。

70年代：香江影史的黄金一页

《屈原》的诞生并非孤例，而是那个年代香港电影黄金时期多元探索中的一个高光注脚。七十年代的香港影坛是一个题材极为丰富、审美风格大胆实验的年代。

一边是邵氏、嘉禾两大制片厂竞相出品，张彻、楚原等导演引领武侠电影风潮，将侠义、江湖、人性纷繁织入快意恩仇。

另一边则是如鲍方这样的导演，以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现代电影手法，拍出《屈原》这样兼具艺术性与历史意识的作品。

当时的香港电影不仅讲江湖，还讲爱情，讲哲思。执导的，在宫廷与权谋之间探讨美与政治的关系。

的将文人气质注入武侠类型片；他的徒弟导演生涯初期的纪录片和小成本作品，也开始酝酿一种新的“人本”电影语言。

在这一切之中，《屈原》或许不是最商业、最爆款的作品，却是最具文化自觉与诗意表达的一部。它代表着那个年代香港影人心怀家国与历史的理想主义光辉，而这种精神，也正是我们今日依旧纪念屈原、纪念那个电影时代的重要原因。

当我们在端午节再次重温这部影片，既是一次对先贤精神的重访，也是一次对自身文化根脉的认同。

佩香囊、挂艾叶、吃粽子、赛龙舟……这些流传千年的习俗，构成了华人文化中最稳固也最柔软的集体记忆。

而屈原这份穿越千年的忠贞与高洁，并未因时间褪色，反而在今日更显珍贵——它让我们相信，在粽香与诗意之间，在影像与历史之间，中华文明的精神薪火，始终有人守、有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