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平民身份登上帝位的开国君主。

他终结了秦末乱世，开创了西汉王朝四百年的基业，在历史上享有盛誉。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布衣天子”，在登基后却开始对昔日并肩作战的功臣们举起了屠刀。

韩信被诛三族、彭越被剁为肉酱、英布被迫造反身亡，几乎所有的异姓诸侯王都未能善终。

那一系列血腥清洗，引发了后世持续两千余年的争议：究竟是刘邦天性残忍、忘恩负义，还是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历史必然？

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到那段时期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刘邦的一番操作背后隐藏着复杂的考量和无奈。

天下初定，赏功封王

楚汉之争落幕，刘邦站在咸阳宫前，望着残破宫殿，心中感慨万千。

他从亭长、流民一路成为反秦义军首领，最终击败项羽，登基为汉高祖。然而，看似一统的天下实则暗藏危机。

大汉初立，权力结构松散，制度未成，军功集团与割据势力众多，那并非皇帝独掌大权的江山，而是各方势力“分账”的战利品地图。

刘邦深知，首要之事是分封。

他先是将列侯之位赐予萧何、曹参、樊哙、周勃等老部下。他们虽大多未领兵，但掌管朝政，是刘邦的得力助手。

真正的难题在于异姓王。

韩信、彭越、英布、臧荼、张耳、卢绾、赵佗等“军功大户”，身份各异。

有的是独立带兵的军头，有的是早期义军将领，还有半路投诚者，但却都是大汉江山的实际奠基者。

为稳定局势，刘邦只得大开恩门。

韩信先封“齐王”，后改“楚王”，辖地广、兵力强；彭越封“梁王”，占据山东要地，粮仓丰足。

英布为“淮南王”，扼守长江北岸；臧荼、张耳各据一方，手握重兵；卢绾是刘邦儿时挚友，封“燕王”，控制北疆门户。

文献记载，刘邦封王完成后，几乎将当时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分封出去了，而国家执掌的领土只有24个郡。

另外，那些异姓王得到的不仅有土地，还有各种特权和军权。

他们在封地内有调兵权、财政自理权，还能私设官员、颁布法令，俨然一群“合法割据者”。

当时大汉初立，刘邦为了维稳天下不得不如此，但是他的心里一直不情愿。

可以说，楚汉之争结束，并不是刘邦安享天下之时，反而是他烦恼的开始。他必须在“封王安臣”与“强化皇权”间小心维持平衡。

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称帝；次年，他的削藩计划就悄然启动。

诸侯自强，权臣不稳

明眼人都能看出，最初分封异姓王是刘邦迫于形势的战略妥协，等一切安排妥当后，刘邦就开始布局“夺权战”。

第一个露出破绽的是燕王臧荼。

他本是赵地将领，投靠刘邦后受封燕王，却性格刚烈、自视甚高。

他在燕地大肆扩张军力、修筑城池，还传出与匈奴秘密联络的风声，且态度傲慢拒不朝见。

刘邦意识到其野心难遏，于公元前198年命刘贾讨伐，臧荼兵败被俘斩首，官方称其“谋反”，其实不过是给他扣了个帽子而已。

臧荼被诛杀后，并没有引起其他异姓王的注意，尤其是韩信。

那些异姓王大多没有文化，在得到封地后都以为刘邦是为了兑现承诺，而给其的犒赏，却不知那不过是刘邦的缓兵之计。

韩信用兵如神，有“兵仙”之称，且战功赫赫，汉朝几乎一半的疆域都是他打下的，那让刘邦深为忌惮。

韩信被封为楚王后，依然拥有数万兵力，且因地位崇高，一直受人追捧。

另外，他还私下养士、招兵、布置眼线，还屡次推脱朝见，使得刘邦十分恼火。可以说从那时起，刘邦就已经开始设法瓦解其势力，韩信开始动摇。

此时陈豨起兵叛乱，刘邦亲征受伤，意识到不处理异姓王将危及性命。

回长安后，他收到韩信密谋联络陈豨的情报，虽真假难辨，但刘邦坐不住了。

于是他与吕后、萧何设下圈套，以赐宴为由诱韩信入宫，将其擒下斩首。韩信死前称自己本无心反，只是刘邦疑他。

随后，彭越、英布等人也被迅速处理，清洗行动全面展开。

至此，所有人都明白刘邦要的是彻底一统、一人独权。那不是私人恩怨，而是体制的博弈。

刘邦深知帝王宝座之下，兄弟义气、功勋旧情皆如过眼云烟，该动手时必须果断，否则死的就是自己。

韩信一死，天下震怖，所有人都没有想到那样一位“国士无双”的异姓王，在没有审讯的情况下，就直接被斩首了。

那还有没有王法？

不过，刘邦就是王法。韩信死后，刘邦开始迅速收网，下一个目标是彭越。

彭越出身草莽，楚汉战争中独立成军，游击项羽后方，后被刘邦招抚重用，封为“梁王”，坐镇山东，掌握漕运。

但他野性难驯，扩兵且对朝廷诏令阳奉阴违。刘邦征兵平定陈豨之乱时，他假意答应却按兵不动。

吕后心狠手辣，在韩信伏诛后，建议刘邦除掉彭越。刘邦虽有几分私情，但朝廷密报显示彭越暗修军港、扩建城防，疑似联络旧楚残部。

最终，刘邦召彭越入京述职，彭越刚进城门便被秘密逮捕，以“阳奉阴违、谋图不轨”罪名被诛，宗族籍没。

彭越死后，最后一个硬骨头就是英布。

英布原是项羽旧部，勇悍闻名，项羽死后投奔刘邦，封为“淮南王”。

但他向来不服刘邦，称王后修兵营、练水军，私设刑律，手下士兵只认英布。

韩信、彭越遇害后，英布拒绝入京、不再朝贡，还准备联络南越赵佗撤退。

公元前196年，刘邦命灌婴率军南下讨伐，两军在九江激战数月，英布突围途中被部将出卖，战死荒野。

三年内，刘邦斩韩信、诛彭越、灭英布，七大异姓王死的死、降的降，朝廷兵权收归国家。

即便如此，刘邦依然不安心，他清楚的明白“除人不如立法”，一个人的权威再怎么厉害，也敌不过制度之堤。

他要的是制度性的“封死”，要的是大汉的长治久安，要的是刘姓绵延万年。

白马之盟与皇权定制

公元前195年春，刘邦病重，朝中政务多由吕后与萧何代理。

此时他最担忧的并非自身性命，而是身后刘姓江山的稳固。

“杀功臣易，守江山难”，刘邦深知自己死后，天下可能再次陷入权力分裂，刘姓子孙或许无力镇住那些功高震主的将军。

为此，他做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件大事——在白马河畔立下著名的“白马之盟”。

他带头发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此誓言既是政治宣誓，也是制度性权力上锁仪式。

自此，王位只能由刘氏担任，功臣只能为列侯，不得称王，异姓封国不得传世，非刘氏称王者，举国共讨。

那时起，“七国分封”成为历史，“刘氏皇权”正式确立为正统。

不过，刘邦的布局不止于此，他还设立了严密监督体系：

宗室设“宗正”管理宗族世系；地方设“刺史”监督诸侯王；中央设“尚书台”统管奏章事务，为后世“中书省”奠定基础。

那套系统的核心是“王不分权，侯不分兵，地不自治，法不二轨”，确保只有皇帝掌握绝对权力，功臣不能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

可以说，从体制上，刘邦完成了从“中央集权”到“皇族专权”的过渡。

三个月后，刘邦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开国江山，更是一整套完备系统，涵盖军权、律法、盟约和制度。

历史评价他“善用人而不惑于功，立法而不私于恩”，尽管他手段残忍狠辣，但不可否认他深知帝王之位的本质——皇位是留给子孙世代守护的，而非与众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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