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鉴于国际局势纷乱，危机四伏，德国新政府亟待处理的内政外交事务很多。默茨担任总理之后，穿梭于诸国之间，但只与中国国家领导人通过一次电话。

乍一看，中国似乎还没真正进入德方的议事日程。

根据德国政府官网上发布的信息，默茨在通话中表示愿意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以“伙伴关系方式”（partnerschaftlich）进行合作，强调德中经贸关系的重要性；此外，双方还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不久后继续直接交流，以进一步推动德中合作的发展。

这说明，默茨“冷处理”德中关系只是表相。

一方面，他必须先把欧盟内部和德美关系捋顺，方能顾及其他事务。另一方面，默茨也在观察中美关系的走向。毕竟，北京与华盛顿如何相处，对国际局势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何经营对华关系，是任何德国政府都无法回避的课题。

“以贸促变”政策的来龙去脉

德国对华长期执行的“以贸促变”（Wandel durch Handel）政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勃兰特总理（Willy Brandt）针对苏东集团所采取的“新东方政策”（Neue Ostpoltiik）的延续和翻版。

勃兰特及其助手巴尔（Egon Bahr）提出的“东方政策”之所以被冠以一个“新”字，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对之前西德推行的“哈尔斯坦主义”（Hallstein Doctrine）的反动。

这个以当时西德外长命名的“旧东方政策”，基于阿登纳政府的两个既定国策：融入西方（Westbindung）和拒绝东方（Diplomatische Ablehnung des Ostblocks）。

前者可以被称为德式的“一边倒”政策：当时华约组织的部队已推进至易北河一线，阿登纳认为，西德若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融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体系，以获得包括核保护在内的安全保障；经济上，联邦德国也需要“马歇尔计划”的财金输血。

后者的具体内容是：西德是德国的唯一代表，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不和与东德建交的任何国家（苏联除外）建立和保持外交关系。类似于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坚守的“一个中国”原则（“汉贼不两立”）。

该政策导致一系列“断交”事件：南斯拉夫、古巴等国因与东德建交而被西德政府断交；埃及因接待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而遭到西德的威胁，最后导致10个阿拉伯国家一起主动与西德断交。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得到了民主德国的外交承认，自然也就被西德排除在建交名单之外。

当时，德国是冷战的最前沿，而柏林则是前沿中的前沿：1961年8月13日午夜，东德政府开始执行建筑“柏林墙”的“玫瑰行动”（Aktion Rose）；1962年，美苏之间爆发了临界核战争的“古巴导弹危机”。

巴尔（左）和勃兰特，摄于1963年。dpa

在这个大背景下，时任柏林市长的社民党人勃兰特和他的政治助手巴尔，开始思索并寻找克服东西方阵营剑拔弩张局面的途径。

1963年7月15日，巴尔在巴伐利亚图青福音新教学院（Die Evangelische Akademie Tutzing）的一次演讲中说：“是否有可能通过渐进的方式，让（东德）当局逐渐消除他们那些完全合理的担忧（指对开放的顾虑），从而使放宽边界和柏林墙的限制变得可行——因为风险已降至（他们）可承受的范围。这种政策可以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概括：以接近促转变（Wandel durch Annäherung）。”

这份演讲在媒体上一经发表，批评声浪一波接一波地汹涌而至。

执政的基民盟（CDU）担心社民党所代表的“软化趋势”（Aufweichungstendenzen）在两德关系中会产生导致决堤的“蚁穴效应”，所以故意将巴尔概念中的“接近”（Annäherung）换成“献媚”（Anbiederung），指摘“以接近促转变”无异于“以献媚促转变”（Wandel durch Anbiederung）。

勃兰特所属的社民党内也有批评声：以言辞刻薄著称的党内长老级人物魏纳（Herbert Wehner）在挖苦和批评这个方案时说：“这简直就是一派胡言！”（“Dies ist bahrer Unsinn! ”）老魏在此也玩了个文字游戏，将德文“bar”中间加了字母“h”，巧妙地将形容词“简直”的意思变成了巴尔的德文名字“bahr”，意思是“巴尔的胡言”。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本意是要缓和与东德及东欧关系的政策设想，不仅受到西德国内政党的谴责，还得罪了民主德国当局。当时主导“对抗性外交”的东德外长温泽尔（Otto Winzer）称巴尔方案是“柔性侵略/温和蚕食”（Aggression auf Filzlatschen）。

说到当年的“四面楚歌”，巴尔后来不无自豪地说：“当时我们的确‘里外不是人’，但庆幸的是，这个方案在后来的勃兰特政府期间得以实施，并深刻影响到后来的历史进程，包括苏联的解体。”

“新东方政策”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历史概念，包含当年勃兰特政府与苏东集团签署的一系列“放弃武力”和“通邮、通商、过境”等双边和多边协议，如1970年的《莫斯科条约》和《华沙条约》、1971年的《柏林四强协定》及两德《过境协定》、1972年的《两德基础条约》等。

回望这段历史，笔者认为，“以接近促转变”的新政，从其设计理念而言，并没有像历史的最终结果那样“厥功至伟”。

当时，勃兰特/巴尔等德国政治精英首先关注的并非“促使对方变革”，而是“自我解围”，给地处冷战最前沿的两德拓出一条缓冲带，以免武装到牙齿的北约和华约在德意志土地上大打出手。

换而言之，这一新政的出台首先是内政的需要。“促变”则更多是这一新政的“副产品”。而且，这里的“转变”未必就一定单指对方——民主德国。实际上，西德政府也想以此来修正自己的外交政策。

当然，“新东方政策”客观上的确为缓和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把当时的人道和安全出发点上升为拖垮苏东集团的一种战略设计，多少有扭曲和夸大事实之嫌。

冷战结束后，该政策被德国和西方的政治精英视为改变他国政体的“灵丹妙药”，同时也成为重商主义和经济牟利的一块“遮羞布”。

明明是要做生意挣钱，要获得对方的市场和资源，但都要冠以一个名正言顺的说辞：鸦片战争时的口号是“自由贸易”；在“政治正确”盛行的今天则是“自由民主”；因为单纯牟利而不推广自己那些“惠及世界的价值观”，在西方社会里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不负责任的。

为了笼络选民，夯实自己政策的“正义性”，政府会编排出各种名目来：譬如，9·11之后分明是被迫启动北约的“互助条款”，却非要将其说成是为了保卫本国的自由民主而出兵阿富汗；明明是瞄准中国的巨大市场、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却非要整出一个“以贸促变”来。

不过，“以贸促变”虽然是“以接近促转变”的延续和翻版，但在战略动机上，两者之间还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如前所说，勃兰特/巴尔当年的缓和新政主要是为了“自我解围”，“促变”更多是“无心插柳”。但冷战结束后的“以贸促变”则明显带有更多的战略自信。德国和西方的政客们坚信，以前在苏联那里能奏效的，今日在其他国家也能成功。而且，这次就是奔着“挣钱+改制”这个双重目标去的。

德国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的“美国元素”

众所周知，包括德国在内的美国盟友，其外交、安全和经济政策长期受制于华盛顿。没有美国的点头，像德国这样的盟国是不敢正式与中国交往的。

但不能正式交往，不等于双方没有秘密接触。

早在1964年，也就是被誉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的艾哈德（Ludwig Erhard）执政时期，波恩和北京就在瑞士伯尔尼首次尝试谈判签署贸易协定。

双方在这一年共进行了三次秘谈，但最终因“柏林问题”、“台湾问题”以及来自美国的“事实性否决”而于1964年11月无果而终。

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在一次会谈中告诫艾哈德，美国因中国支持越共而视其为“敌人”，故拒绝北京成为贸易协定的谈判伙伴。迫于美方压力，艾哈德赶紧转调，声称他实际上从未打算与中国就真正的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而只是想谈一个“商品协定”（Warenabkommen）。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决定在中苏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利用北京，并希望中国在与北越谈判中提供帮助，美国才“允许”德国（以及日本）与中国建交。

1972年2月，走下舷梯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握手寒暄。这张照片其后成为冷战的标志性画面之一。图左是其夫人帕特·尼克松。

可是，1969年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上台时，恰逢中苏关系紧张。勃兰特因担心得罪苏联，影响其对苏东集团缓和的进程，所以决定“先苏后华”，即在签订《莫斯科条约》之后再着手与中国建交。1972年，德国副总理兼外长谢尔（Walter Scheel）到京签署了建交公报。

德国政界虽然对美国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心知肚明，媒体也都清楚，可大家对此似乎不以为然，并不认为这是个需要强调，或需要引以为诫的状态。

在谈及“新东方政策”时，华盛顿的作用鲜有提及，似乎该新政是勃兰特/巴尔一干有远见的政治家自己独立精心谋划出来的。其实不然。

一如中德建交是在美国肯首的情况下才得以实现，德国的缓和政策也是有美方政策松动作为铺垫的。

巴尔1963年7月15日首次公开谈论“以接近促转变”政策的前一个月，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一次基调演讲时已公开表示，美国将放弃以武力来支撑“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Pax Americana），打算对苏采取“和平战略”（Strategy of Peace）。

此次演讲的背景是肯尼迪在1962年秋季的经历：他通过与赫鲁晓夫的直接谈判，达成了双方撤回瞄准彼此的中程导弹的协议，从而制止了古巴危机的恶性发展，形成了通过军备控制来避免核战争的新局面。

但肯尼迪本人却因此在国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的大多数顾问及五角大楼（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除外）都持反对态度，但他还是保持了战略定力，促使苏联从古巴撤出核导弹；作为交换，美国也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出核武器。

肯尼迪在那次演讲中阐述孤独决策的动机时坦言，自己之所以认为“全面战争”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建立的一切……都将在最初的24小时内毁灭”。

因此，巴尔在图青福音新教学院为未来“新东方政策”提炼出来的“以接近促转变”公式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神来之笔”，而是以肯尼迪的对苏“和平战略”为范本和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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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德国和欧盟在当今新形势下制定的对华战略，也离不开华盛顿的政策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