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了针对全球的“对等关税”政策，引发各国政府强烈回应，以及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对等关税”政策公布后三天，全球股市蒸发超过9.5万亿美元市值，全球债市、外汇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均明显加剧。美国股债汇出现了三者齐跌的罕见现象，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下自“9·11”事件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

关税冲击持续震荡全球，各方博弈不断升级。面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高关税和其反复无常的做派，必须坚定推出反制措施。如果让步，对方必定是得寸进尺。唯有坚决斗争，才能打出谈判与合作的空间。2025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实现“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一揽子”增量政策，有力稳定市场信心。5月12日，中美发布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美方承诺取消部分加征关税，中方也做了对等的取消，关税压力暂时得到缓解。不过从中长期来看，中美经贸关系依然存在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关税可能不是特朗普政府的最终目的，而是作为一种谈判策略或博弈手段，旨在实现米兰报告（Miran，2024）里提及的减少美国贸易赤字与维护美元霸权的双重目标。事实上，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政府就在经贸领域、科技领域对我国施加显著压力和极端限制。我们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经贸环境的恶化要有清醒认识，明确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美都将反复进行战略博弈。

那么，在此背景下，应当如何增强我国经济的韧性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以我为主”，坚持扩大内需。同时，也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本文将分别从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两方面阐明当前形势，提供对策建议。

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

扩大内需是2025年的首要任务

在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下，2025年“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和“大力提振消费”。这正是由于内需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仅为3.3%，显著低于2015年至2019年期间9.7%的均值。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看，2024年最终消费的季度平均贡献仅为2.3个百分点，也明显低于2015年至2019年期间4.2个百分点的季度均值。

按照影响居民消费的三因素（即收入变动、财富变动和预期变动）进一步拆分，可以发现，短期内，制约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疫情以来居民收入增速显著放缓。中国城镇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增速在2024年分别为4.6%与6.6%，显著低于2019年的7.9%与9.6%。中长期内，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主要有两条：一是居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与信心较为低迷，二是居民、政府、企业三部门之间与居民部门内部均存在明显的分配失衡。居民的避险情绪增强，在金融市场上体现为预防性储蓄上升，2022年以来，居民部门新增存款规模明显上升，新增贷款规模持续萎缩。

在收入分配方面，企业部门创造的利润并没有充分转移到居民部门，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也有待改善。除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外，更重要的是，城乡居民在财产与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要远高于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为了提振消费，短期内需要扩大宏观政策刺激，中期内要加快结构性改革。按照从短期到长期，从宏观刺激到加快改革的逻辑，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短期内，扩大宏观政策刺激

第一，切实落实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中国名义GDP增速的反弹。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总需求不足，存在负向产出缺口。短期内，为应对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央财政应加大举债与支出力度，切实推动消费与投资增速反弹。除了尽快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策扩张力度之外，还应提前筹划今年下半年额外的政策扩张，尤其是加大特别国债发行。要“用好用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笔者建议二季度加速发行本年度余下的专项债和特别国债，此外，本年额外增发2万亿至3万亿元特别国债。

第二，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短期收入。202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笔者建议，通过发行普惠式消费券的方式，促进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增加消费。为了进一步放大消费券的乘数效应，建议发行不与任何特定产品或服务挂钩的普惠式消费券。

第三，推动资产价格触底回升，也有助于提振消费者信心。在房地产政策方面，应尽快稳住一线城市核心地区房价，保护经营比较稳健的头部民营开发商。通过全面放松限购限贷政策，激发刚需与改善型购房者入市。发行特别专项债券，为优质房企提供低成本、长期融资支持。政府可出资收购二三线城市部分闲置商品房，将其转为出租型保障性住房。在资本市场方面，应努力培养“牛长熊短”的股票市场。加大地方社保资金、保险公司资管资金等长期投资者的入市力度。由中央财政发行2万亿元特别国债，用募集资金组建中国的股市平准基金，稳定股票市场。

中长期内，加快结构性改革

在人口老龄化以及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呈现持续下行趋势。为扭转这一趋势，提振微观主体信心与预期，必须依靠更大力度的结构性改革提振潜在经济增速。改革包括收入再分配改革、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改革、加大统一大市场建设力度、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等。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大力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其一，应加大向民营企业开放教育、医疗、养老、电信等服务业部门的力度，扶持民营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其二，应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护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其三，应通过加快央地财政关系改革，让地方政府能够大致实现收支平衡，从而切实有效地改善地方营商环境。2025年4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规定“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长期坚持的重大方针政策。”

第二，加大国内收入再分配制度改革力度，尤其是让具有更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中低收入家庭能够获得更高收入。202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在国民收入跨部门分配方面，应显著提高居民部门收入所占份额。应提高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的财政投入。国有企业应加大税后红利上缴财政的比重，也可以考虑将部分国有企业股权划拨给全国基本养老金体系，从而实现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让利。在居民部门内部分配方面，应逐渐实施更大力度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例如，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不仅能促进收入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还能给政府带来新的税收来源。

第三，应加快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改革，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202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其一，应加大养老领域改革力度，促进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商业机构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体系建设。其二，应加大教育改革与住房改革力度。应增加优质教育服务的供给，大力发展优质职业教育。应显著增加一二线城市保障性住房供给，培育长期租房文化。其三，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保水平，降低农村居民的医保成本。

第四，应加大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力度，打破地区保护主义与行政分割，让各类要素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降低要素与商品的国内流通成本。2025年1月7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发布，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促进人才资源流动和有效配置。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扎实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完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对冲国际经贸秩序动荡的重要战略举措。

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5年4月初，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意味着去全球化趋势和不确定性的加剧。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贸易、直接投资与金融交易都可能受此影响。关税战不仅会短期内冲击国际金融市场，还将地长远改变全球贸易和投资流向，重塑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笔者从贸易（产业链）、直接投资、金融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统筹发展与安全，增强产业链韧性

全球贸易增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之后都出现趋势性下行。2020年以来，随着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各国都意识到在产业链上过度依赖核心节点将增加脆弱性，从而更加注重产业链的安全可控，寻求安全与效率的平衡。各国都在追求产业链离本国更近、更加多元化，采用“近岸外包”“友岸外包”“中国+1”等形式，客观上导致全球产业链的碎片化程度不断加剧。2025年4月初以来，美国政府征收“对等关税”的政策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的趋势再度加剧。

2024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0.3%，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中国进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此外，中国与东盟连续五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外贸、稳外资”，包括外商投资体制改革、推进服务业开放、共建“一带一路”等。

为了增强我国产业链韧性，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重新启动自由贸易区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第二，深化RCEP框架下的产业链整合以及中欧经贸合作，推动对东盟以及欧盟出口，重点开拓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市场。第三，建立“中国+N”供应链体系，降低对美出口依赖，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保留适度的冗余。推动投入品国家来源的多元化，提高中间投入品的可替代性。

多措并举，稳住外商直接投资

近年来，随着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调整，以及受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影响，国际投资环境不容乐观，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整体流量明显下降。此外，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敏感行业对华投资实施限制，以及中国国内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上升等因素，进一步影响了流入中国的FDI。

为稳住外商直接投资，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切实落实负面清单制度，鼓励跨国公司投资设立投资性公司，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第二，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步伐，降低各类要素与产品在国内自由流动的障碍与成本，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更多转移到中国中西部地区。第三，改善营商环境，切实落实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平等国民待遇。

提供安全资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4月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加征“对等关税”之后，美国金融市场出现了股债汇“三杀”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元并未像以往那样，在宣布加征关税之后迅速升值，承担起国际金融市场上“安全避风港”的角色。这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一个新的国际经济贸易金融秩序将“浴火重生”。

根据经典金融理论中的“特里芬悖论”，一国既要维持其货币的国际地位，又要实现贸易顺差是不可能的。而作为“对等关税”的设计者，斯蒂芬·米兰曾撰写了一份名为“海湖庄园协议”的经济方案，计划通过关税和汇率调整等手段，迫使其他国家作出有利于美国的让步（Miran，2024）。笔者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悍然推动“海湖庄园协议”下半篇，寻求通过对美国政府债务的强制性重组来降低外债负担的话，那么美国国债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声誉以及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反而将严重受损，最终动摇美元霸权根基。全球投资者会越来越多转向其他具有充分流动性、较高收益、规模足够大的安全资产。

如果美国在孤立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么国际货币体系就到了加速演变的时间窗口，人民币国际化就出现了难得一遇的外部机遇。我们应把握这一机遇，审时度势，迅速行动，加大力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张明，2023）。笔者建议采用新“三位一体”策略（张明，2022）：第一，加快推动人民币的全球大宗商品交易计价与结算。第二，加大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人民币计价的优质安全资产的力度，例如中国国债。第三，加快建设和推动人民币跨境清算结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CIPS与数字货币桥。

【参考文献】

[1]张明.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国际金融方略[J].金融评论,2023(3):15-18.

[2]张明.全球新变局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扩展——从新“三位一体”到新新“三位一体”[J].金融论坛,2022(11):3-9，50.

[3]Stephen Miran.A User’ 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R] .Hudson Bay Capital Research Report , 2024(11) .

作者：张明 王晓曦，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其中张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