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以海为家之徒……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嘉靖二十五年（1546），名将朱纨始提督军务，负责剿倭。让他震惊的是：当时倭寇以漳泉人为主，真倭“仅十之一二”，沿海民众、乡官多通倭，遂生此叹。

朱纨的剿倭战绩不俗，却引沿海势豪贵家大哗，他们嗾使御史陈九德弹劾，朱纨被罢官，自杀而亡。他说：“漳泉地方，本盗贼之渊薮，而乡官渡船，又为盗贼之羽翼。”

朱纨不服气，因他没意识到，自己撞上了人类史的“失控时刻”。

十四五世纪，因商品经济发展，全球多处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如欧洲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和米兰，以及中国的江浙闽粤。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东西方商路被切断，地中海诸国陷入停滞，大西洋沿线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开始探索新航路。与此同时，明朝海商也在突围，先后出现许氏兄弟集团、王直集团、徐海集团、萧显海集团、何亚八集团、许栋—许西池集团、洪迪珍—张维集团等，而郑氏（郑芝龙、郑成功）集团堪称巅峰，最多时“水陆官兵计四十一万二千五百名，大小战舰约计五千余号”。

东西海商有共同点，即亦商亦盗，能抢则抢，抢不了才经商。不同的是，西方海商不全靠私人资本，国王也参股，并予政策扶持，故能公然“仗剑经商”。中国海商却套着“朝贡贸易”的紧箍咒。1511年，葡萄牙海商占领马六甲，堵住中国海商通往印度洋的通道；1603年、1639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对华商两次大屠杀；1652年，荷兰在台湾屠杀华人……华商几无还手之力，明政府亦无强力回应。

一个个海外市场丢失，明政府却在打压境内的自由商港。双屿港、舟山岑港、月港、晋江安平港等均未逃过“崛起又衰落”的命运，朱纨占领双屿港后，竟聚木石塞港，使“贼舟不得复入”。

这是因为，明初即厉行海禁，已成“祖宗之法”。海禁的主要目的是防倭患，却越防越严重，嘉靖年间达极致。正如书中钩沉，嘉靖时，日本“应仁之乱”已过七八十年，社会渐安定，且“倭寇”少骚扰较近的山东和辽东，反集中在较远的东南一带，可见真倭不是主流。

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后，社会两极分化加剧，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投入海洋贸易，却不被王朝允许，只好与“倭寇”合作，进而假冒“倭寇”。

明朝统治者长期未意识到“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秉赋之自然矣”（李贽语）之理，落入“强化秩序—遏制生产力—穷人增加，铤而走险—秩序受冲击”的怪圈中。

美国学者凯文·凯利在《失控》一书中提出惊人观点：进步始于“失控”，正是一次次“失控”和“控制”，构成历史的波浪式发展，关键在把握好临界状态。换言之，在“控制”中，应给“失控”留下空间。

朱纨之败，正在于他未把握住“失控时刻”赋予的机遇，反而站在生产力进步的对立面。

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涂泽民“议开禁例”的上疏被采纳，明穆宗解除海禁，致“海禁开，倭寇止”，直到明亡，“倭寇”再未成患。

明末清初，中国对日本和南洋，每年进出口货物总量便达13.765万吨，贸易总额达1647万两白银，加速了向近代化转型的步伐：湖州“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比业，巧变百出”；苏州城内“居民大半工技”；景德镇“佣工皆聚四方无籍游徒，每日不下数万人”……而美洲新植物如玉米、番薯、苦瓜、花生等“种先来外国，栽已遍中原”。

然而，从传统到近代，是人类史上一次惊人的跨越，仅靠“隆庆开关”远远不够。政策改变不等于深层变革，“隆庆开关”无法解决陋规重、海商受打压、定价机制扭曲、商业资本薄弱等问题，放开的海路仍是“血拼的海路”。强如郑氏集团，在清代“迁海令”打击下，也出现严重亏损，无法再与西方海商争夺市场主导权，随着对方掌控了航线、定价权、货源、市场份额等，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凋谢。

本书表明，中华文明从不缺乏海洋意识，但把“好的意识”转化为“对的结果”，还需思想方法、决策机制、管理手段、把握机会能力等的跃迁。

“海洋贸易史”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血拼的海路》（林仁川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胜在资料详实、内容扎实，每一句都有来历，都让人读后放心，体现了老一代学者厚积薄发、平易近人的非凡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