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上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正在加快推进“五个中心”和国际法律服务中心建设，需要大量通晓国际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然而，目前涉外法治人才在数量上存在较大缺口，质量上更是远不能满足涉外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领域需要。根据《上海司法行政“十四五”时期律师行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上海涉外律师人数要达到7000人左右。但是，从人才供给端看，目前约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10所高校入选市级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基地。数据显示，这10所高校涉外法治特色的基地法学本科专业在校生不到1000人，仅占上海市法学本科生在校总规模的3.5%左右。

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培养高素质实战型涉外法治人才，“三螺旋”协同势在必行，即通过政府、高校与实务部门深度合作，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脱虚向实”。

涉外人才培养，高校不可能完成所有拼图

中国企业出海，往往“技术先行、法律滞后”，一旦出现投资纠纷、长臂管辖或供应链制裁，企业首先向律所、高校求援——不是问“哪条法律条文”，而是问“谁熟悉当地法律，谁能立刻飞到当地把案子接下来”。

这实际上也意味着，真正契合企业需求的涉外法治人才，必须具备“法律+外语+X”的复合能力，其中，X可能是航运、金融、专利、数据治理，也可能是区域国别知识。对照人才培养来看，任何一所高校都不可能独自完成所有拼图。实务部门拥有最新案例与操作手册，政府部门掌握政策走向与境外合作网络，而高校的学科则各有特色。

协同的本质是“各献所长、共用其成”。同时，“法律、语言、X”三要素只有在真实场域才能被激活。让学生坐在教室里背《纽约公约》条文，远不如去上海国际仲裁中心跟一次听证、去新加坡海事律师事务所改一份租船合同。实务部门提供“活的战场”，高校提供“反思与系统化教学”，两者缺一不可。

“三螺旋”协同，并非易事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一项周期长、领域宽、成本高的系统性工程，学生除了要具备优秀的政治素养、法学专业能力、外语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还需要丰富的实习实践经验，需要更长的培养周期和更优质、复合的教育教学资源。但是，当下，各高校之间，高校、政府与实务部门之间缺乏强有力的协同机制，打破学科壁垒、校际壁垒、产教壁垒，迫在眉睫。

首先，在目标上，校企就有显著的差异，高校重“长期育人”，实务部门重“短期用人”。比如，律所希望学生今天来报到、明天就能写备忘录，高校则担心过度技能化导致学生后劲不足。可见，目标差异带来课程设计的拉锯，若缺乏高层级协调，课程极易碎片化。

其次，在周期上，“学期制”与“项目制”天然存在冲突。高校教学以学期为单位，而跨境并购、国际仲裁项目往往“说走就走”。节奏错位导致“学生两头不到岸、企业遭遇用人断档期”。

再次，在评价上，多元主体如何使用好“同一把尺”，也值得考量。高校看学分、绩点，律所看客户满意度，政府部门看签约率、留任率。不同标准下，学生无所适从。很多时候，为了拿到学校奖学金，必须保证课堂出勤；为了律所留用，又必须请假去实习。

其实，评价标准缺失还体现在教师层面。试问，指导涉外实践算不算教师的成果？若不算，教师投入积极性必然受挫。

打造更开放生态系统，法学教育亟需迭代

近年来，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被提到了战略高度，各法学院校也在积极探索推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改革，以及与政府、实务部门的深度协同。

2023年4月，在上海市教委支持下，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等10所高校成立“上海高校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联盟”。上海市教委联合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等部门，依托这一联盟构建起上海辐射全国的“1+N”协同培养平台。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与资源整合，为高校与实务部门的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此外，上海各高校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结合办学特色，积极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新模式。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通过进校二次选拔，组建涉外法治人才基地班，采用小班化教学、双导师制等方式，进行精英化培养。华东政法大学积极开展涉外立法执法司法、涉外法律服务、国际组织法律人才三个培养方向的改革探索。该校与香港大律师公会、香港律师会合作共建全英文课程，邀请资深大律师、律师担纲主讲，让学生直面国际前沿法律实践。上海海事大学则依托其在航运领域的学科优势，筹备开设“航海技术+法学”双学位项目和国际组织后备人才虚拟班项目，致力于培养精通航运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同济大学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联合培养知识产权硕士、博士项目，将现有联合培养项目的重点从设计法扩展至工业产权组建由“国内+国外”双导师制的一流博士生导师团队，为学生提供国际化的学习与实践平台。

在此基础上，上海各高校与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紧密合作，共建实习基地、共享师资力量、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面向未来，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正在推动高校构建一个更加开放的生态系统：从“知识权威”转向“平台运营”，通过集成政府政策、企业案例、国际资源，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成长路径；从“标准化生产”转向“订单式培养”，以城市重大需求为牵引，动态调整课程包；从“单一评价”转向“多元认证”，使学生的能力图谱可被政府、企业、国际组织“一码识别”。

涉外法治人才在实战中“长”出来，在协同培养的过程中，已经与国家的战略需求、城市的能级提升、企业的出海节奏同频共振。这既是时代赋予高校的新使命，也是法学教育自身迭代升级的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