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长征之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但对于当时的红军而言，这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选择。

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紧逼而来，苏区的范围逐渐被压缩，继续留在这片土地上只会陷入消耗战的绝境。因此，红军决定离开这片曾经打下的根据地，放弃了宝贵的群众基础，开始了漫长的撤退。中央机关和军委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以及多个军团共计8.6万多人集结出发。那时，他们并不清楚最终的目的地在哪里，也没有完善的作战计划，前方充满了不可知的危险。相比之下，留守的作战部队，面对敌军的重重围困，更是危险重重，形势严峻。

那么，为什么中央决定长征时并没有带走所有人呢？这是因为最初的红军领导层，特别是博古、李德等人，依然怀有一丝希望，想着或许能够打回来。因此，留守的部队便成为了里外呼应的力量。他们的设想是，红军大部队冲出外线后，将伺机反攻，争取重新夺回苏区的失地。而在我党的历史上，这种作战方式并非第一次出现，按照这种战术安排，留下一部分战士守卫苏区似乎是很正常的事。然而，事与愿违，李德和博古的过于乐观的判断，最终证明是错误的。

此外，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因素——伤员问题。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了一年多，期间李德等指挥员奉行苏联的正规军作战模式，主张以堡垒对堡垒的方式迎战敌人。虽然这一战略过于生硬、不切实际，但红军依旧执行了下来。结果，伤亡惨重，指战员不计其数。随着主力部队准备撤离，苏区内竟然有3万多伤员。对于这些伤员而言，他们根本无法跟随主力行军，但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下，又不能抛弃他们。红军的组织原则要求，不能让他们任由死亡的命运，因此，留守的部队除了要继续抵抗敌人，还肩负起了保护这些伤员的重担。

红军主力出发时，原本的8万多人，经过长征，最终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了7000多人，伤亡极其惨重。相比之下，苏区部队的情况更为糟糕。因为伤员留守的陈毅回忆道：那时候，我们活得像野兽一样。主力离开后，苏区的1.6万留守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约1.2万人留在江西，另一部分约4000人留在福建。江西的最高指挥官是项英，他是留苏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正面迎击敌人，以保住苏区。然而，这种对抗战略并未得到陈老总等人的支持，陈毅等人强烈反对，但最终决定权在项英手中，结果，留守部队的伤亡继续增加，最终在项英的决策下，仅剩下24师仍保持一定的战斗力。

陈毅等人的坚持终于迫使项英做出调整，他同意将24师分为九路突围，尽可能保留有生力量。而那些无法行军的重伤员，则被安排与苏区的百姓商讨安置，希望他们能够将这些战士收留，成为女婿、干儿子等。这种充满人情味的安排，不少伤员得以保命。然而，尽管如此，24师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下，依然只有300多人成功突围，进入山林中展开游击战。在最危险的时刻，他们与敌人距离不到200米，情况堪称危急。所幸，他们最终成功突破包围圈，在南方各省继续发展根据地，直到国共再次合作。

与江西部队相似，福建的留守部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万永诚，依然坚持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归的战略。带领着4000余人，万永诚将部队转移到长汀四都山区，然而，敌人的围追堵截让他们陷入了绝境。尽管如此，万永诚依然决定与敌军决一死战，但因为敌我实力悬殊，部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终，万永诚带着数百人拼死突围，剩余的战士被困在四都山区。尽管如此，万永诚没有放弃，他决定继续与敌人作战，但结果再度遭遇损失。 在福建的战斗中，万永诚最终英勇牺牲。1935年4月10日，在福建武平的梅子坝战斗中，他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剩下的百余名战士则继续坚持斗争，然而，最后依然只有少数人存活下来。 对于留守的部队以及伤员的总体情况，他们最终只剩下不到300人活着。相比之下，长征主力虽然经过艰苦的跋涉，最终到达陕北时依然剩下近10%的队伍，但留守部队的生还率却不到1%。其中，很多英勇的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如陈毅老总所说：南方游击战争是我军最艰难的磨练之一，尽管这些战士未曾亲身经历长征，但他们所经受的苦难一点也不比长征少。 这些英雄们在最极端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勇气和决心。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每一代人敬佩与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