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可以说是大清两百多年历史中最幸福的一位君主：他未曾经历过残酷的夺嫡风波，因为深得康熙皇祖的宠爱，雍正继位后便秘密确定他为皇储，并为他的登基之路铺平了道路，将潜在的威胁彻底排除。更为难得的是，雍正还为乾隆留下了丰厚的国库，意味着乾隆一登基便无需为财政发愁；再加上他健康长寿，活到了八十八岁，在位六十年，实际掌权六十三年。与那些通过残酷九王夺嫡才登基、十三年间从未踏出紫禁城的雍正相比，乾隆的幸福指数可谓高得令人羡慕。

乾隆一生共六次南巡，许多人误以为他南巡不过是为了游山玩水，毕竟乾隆确实是一位极会享受生活的君王。然而，南巡真的只是为了享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乾隆在位五十年的时候，曾郑重说明南巡的重要性：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日西师，一日南巡。这里的西师指的是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的平准定回战役，这场历时五年的战争彻底平定了准噶尔南侵喀尔喀的威胁，为京师安宁奠定了基础，并拓展了两万余里的疆土。这是一场关系乾隆朝基业的重要战役，但乾隆为何将南巡与西师相提并论呢？

乾隆在乾隆十四年下了一道详尽的圣旨，阐明南巡的缘由与目的，其中提到江南地方官员及士绅上奏希望皇帝巡幸，而乾隆以大典为依据，召集廷臣集议，并援引经史加以佐证。他在圣旨中明确指出，江左地广人稠，地方治理、戎政、河务、海防乃至民生疾苦，都是他关注的重点。陪同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只是南巡的附属目的，虽然人们常以此误解乾隆南巡只是游玩，但实际上这不过是点缀在更为重要使命之中的一抹色彩。 乾隆二十五岁登基，事事效仿康熙皇祖，把祖训奉为金科玉律，哪怕言行举止，也力求与康熙一致。他六次南巡江南，正是效仿康熙的六次下江浙。乾隆的南巡时间分别为：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以及最后一次四十九年。前四次，乾隆皆陪同生母圣母皇太后，而后两次则因圣母皇太后已逝，乾隆独自率群臣巡行。

六次南巡路线大致相同，一般经过南京（江宁）、苏州、杭州、扬州，自乾隆二十七年起，还会前往浙江海宁陈家下榻，这也引发了乾隆可能与海宁陈家有渊源的猜测。南巡的目的虽多，但可归纳为六点：

第一，蠲免地方积欠的赋税。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时，江苏、安徽、浙江积欠的银两与地丁皆予以免除，直隶部分州县当年的赋税免除三成，山东积欠的九十七万石粮食亦被赦免。

第二，阅视河工。江浙多次遭水灾，民生困苦，乾隆亲自视察河道，批准修建高堰汛内大坝、淮安石堤等，并祭奠禹陵，行三拜九叩之礼，实地检查蒋家坝、高堰、洪泽湖等水利工程，确保民生安稳。

第三，召见并恩赏地方士绅。乾隆对退休或因故居家的大臣，以及献诗的文士，均给予重新启用或丰厚赏赐。例如海宁县陈世倌曾被削职闲赋，乾隆南巡时恢复其原职；又将中举的举人钱大昕、吴娘授为内阁中书。

第四，阅兵。乾隆在江宁、杭州等地多次阅兵，并奖赏将士粮米，同时作诗以纪，彰显皇恩与军威。

第五，了解民俗、移风易俗。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时，就针对江苏奢靡之风下谕旨，借效皇祖康熙的南巡经验，以平民风、增人口为重，施以仁德，稳固地方。

第六，祭祀与文化考察。乾隆拜谒明孝陵、明臣王守仁，以效仿康熙并收服汉人之心，同时参访报恩寺、雨花台、灵谷寺等名胜古迹，彰显文化礼仪。

江浙之地在清朝格外重要，素有鱼米之乡之称，是全国赋税重镇。乾隆十八年，江苏68万亩、浙江45万亩，占全国总田地比例约16%，贡献税银占29%；盐课方面更是江浙两省贡献全国68%，彰显经济地位。同时江浙才子辈出，状元、榜眼、探花及进士数量远超他省，文人资源密集，影响力非同寻常。江浙又是明朝遗臣聚集地，潜在反清势力不断，因此乾隆南巡对于稳定江南、巩固大清政权具有战略意义。

然而，六次南巡耗费巨大，几千匹马、几千条船，耗时四五个月，银两、人力物力消耗惊人，也给百姓带来不小麻烦。乾隆虽多次下旨要求地方简朴，不可劳民伤财，但实际执行中仍难免铺张。南巡沿途桥梁、河道、住宿问题都需及时解决，否则视为无能。乾隆灵活应对，例如修建大船或改乘小船以应对石桥限制，显示他并非一味固执。

尽管如此，随行大臣仍常趁机铺张，如两淮盐商为了迎接乾隆南巡，修建宫殿5154间、亭台196座，仅22年间花费银子四百六十万两，用于豪华接待。乾隆亦曾为此严厉斥责，但难以完全避免浪费。

乾隆六次南巡，不仅巡视河工、蠲免赋税，还稳固江南忠诚，收服汉人，展示皇恩，虽然也带有陪同圣母皇太后游赏及可能的寻根揣测之意，但这些都非主要目的。南巡的收益显著，尽管带来了地方官员腐败与民力消耗，但乾隆认为相较于收获，这些弊端已不足为虑，他坦言：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