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史：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1789—1933》是一部理解现代德国乃至欧洲历史的经典之作。

值此书出版，6月12日，汉学家、波恩大学终身教授顾彬，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活字文化副编辑刘净植围绕 “‘走向西方’意味着什么”展开交流。

一部问题史：关注“压缩的现代性”给德国带来的困境

李雪涛指出，本书作者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是冷战结束后德国最重要的公共历史学家之一，其研究突破了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史学范式，在聚焦社会结构与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温克勒逐渐发现仅靠社会结构解释德国历史是不够的。

“他认为，德国的问题不仅是社会出了问题，更是政治文化出了问题。因此他越来越强调民主观念、宪政传统、公民文化、西方价值这些因素。”李雪涛介绍，温克勒在该著作中剖析了德国民族国家与民主政体构建的“双重迟到”问题，阐释了“压缩的现代性”给德国带来的诸多历史困境。

在李雪涛看来，该书并非一部总体史，而是一部围绕德国与西方关系、民主与民族国家关系展开的问题史，其核心关切是德国为何比英法更晚成为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以及这种“双重迟到”造成了什么后果。

李雪涛认为，在学术脉络上，温克勒承袭了1945年后德国的历史反思传统，延续了卡尔·雅斯贝尔斯对德国历史罪责、宪政与爱国主义的思辨内核，立足整体德国历史复盘过往谬误与经验教训。温克勒代表作《德意志史》引入中文语境后，更成为一面重要的历史镜像，既梳理总结了德国的历史得失，也为全世界审视现代化发展、反思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

2011年9月，顾彬自波恩大学荣休，此后十五年间一直在中国从事教研工作。他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一整学年的课程，专门讲授温克勒的这部著作，并谈及了当初选书授课的初衷。

顾彬发现以往德史研究佳作多出自英法学者之手，本土德国学者的相关著作少有出彩之作，而温克勒的研究极具独特价值，由此与李雪涛教授商议开设相关德国当代历史课程。顾彬提出，温克勒作为进步的思想家，写作风格简洁通透、文字清晰易懂，打破了多数德国学者晦涩的行文特点。

对话现场

“西方”概念的界定与反思

在对谈中，两位学者围绕该书副标题“走向西方的漫漫长路”展开探讨，解答了读者的疑惑：在常规地理与政治认知中本就隶属于西方的德国，为何会存在“走向西方”的历史发展命题。

顾彬指出，“西方”并非固化的地理概念，而是不断演变的意识形态概念。他认为，当下“西方”概念被泛化滥用，模糊了欧洲与美国的本质差异，同时结合当下国际局势指出，德国长期受制于美国，丧失独立的发展与批判话语权，亟需挣脱束缚、探索自主发展道路。

李雪涛依托温克勒的著作内核，进一步厘清了书中“西方”的内涵。他表示，书中所指的“西方”并非地理范畴，德国在地理上属于西方，但在政治发展上长期没有完全进入西方。

“普鲁士时代的德国现代政治文明基础薄弱、发展脆弱，始终面临向东、向西的发展抉择，通往西方现代文明的道路曲折漫长。神圣罗马帝国复杂的政治体制，让德国始终未能形成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19世纪以来德国知识分子始终深陷国家建构的发展焦虑，即便俾斯麦完成统一，也并未构建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德意志国家，这也深刻诠释了德国漫长且艰难的现代化与西方化发展历程。”李雪涛谈道。

书影

中德现代化路径的比较

关于东方与西方、帝国与现代国家转型等书中概念，顾彬结合温克勒的研究观点指出，二战后德国本应借鉴英法成熟的民主制度与自由文明范式，完成现代政治文明的蜕变，但当代德国社会仍存在显著的民主认知困境与历史惯性问题。

顾彬援引相关统计说明，当下仍有30%德国民众对民主制度持消极态度。民众骨子里留存的服从性思维，让部分群体依旧存在依附盲从的思想倾向，难以真正走向独立自由的现代发展道路。顾彬着重批判了德国长期依附追随美国的发展现状。

李雪涛打破单一认知，提出“西方”已经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他表示，现代语境下的西方并非统一整体，而是包含美国、西欧、东欧等不同板块的多元体系，因此今天研究“西方”，首先要避免把它当成铁板一块。在他看来，温克勒著作的核心价值，在于持续探讨德国如何突破普鲁士传统与旧帝国体制的束缚，构建成熟的宪政、法治与公民社会，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转型，这也是德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根本原因。

德国是一百五十余年来中国持续关注、学习借鉴的国家。晚清时期，德国代表国家建设。驻外官员考察欧洲时重点探访德国，将其视作工业发展与国家建设的重要范本；民国时期，德国代表大学制度。大批留学生赴德求学，蔡元培引入的洪堡大学办学理念。与此同时，德国从古至今的各类哲学著作被大量译介至国内，中国学界与大众始终高度关注德国思想发展，对现代化的反思，直至当代哈贝马斯等学者的离世，仍引发国内广泛讨论，德国已然成为中国审视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参照。

顾彬则梳理了中国文化对德国近代发展与思想启蒙的深远影响。他表示，除古希腊、罗马、英法文化外，中国文化是塑造近代德国文明的重要力量，《论语》等传统儒家思想，为德国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滋养，助力欧洲打破传统宗教思想的束缚。20世纪初欧洲深陷文明危机时，布莱希特、卡内蒂等德国知名学者与文人，纷纷从中国、东方思想中汲取智慧，将东方文化视作欧洲文明复苏的关键动力。尼采“上帝已死”的著名论断，本质上是对欧洲文明困境的深刻反思，暗含借鉴东方思想重构欧洲文明的诉求，而当时欧洲汲取东方智慧的核心来源，主要是中国与印度。

李雪涛分析，德国长期未能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缺乏外部扩张与制度先发优势，这让德意志知识分子转而深耕思想、文艺与科学领域，力求以思想影响世界。早在1871年德国统一前，柏林大学、波恩大学、弗莱堡大学等顶尖高校已建成办学，为思想创新筑牢了学术根基。同时，德国知识阶层长期研习古希腊文、拉丁文，承袭了城邦文化与读书传统，突破了晚期民族国家意识的局限，最终在哲学、文学、音乐、科学等领域取得划时代成就，涌现出大批影响世界的顶尖学者与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