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8日，国民党所有报纸均在一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一条不寻常的消息：国防部军事法庭在上海宣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这消息，震惊了全国，轰动了世界。

冈村宁次是日本策划侵华战争的军事首脑，又是侵华日军的总司令。抗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列入甲级战犯，多次发出传票，要求国民党政府将其押送东京公审。中共中央在公布战犯名单中，将冈村宁次列为第一号，要求引渡到解放区公审处决。国民党政府对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战争罪魁宣判无罪释放，这是全世界人民都始料未及的。

国民党政府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包庇冈村宁次？又为何于1949年1月28日，仓促宣布他无罪释放？几十年来，这个谜一直缠绕在人们的心头。当年审判冈村宁次的大法官叶在增先生揭开了这个谜题。

叶老先生是福建人，1934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曾任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法官。抗战胜利后，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法庭上校法官。1946年至1948年，参加了对日本战犯谷寿夫、松井石根和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等大案要案的审判，也自始至终参加了对冈村宁次的审判。在叶再增老先生这里，我们了解到了冈村宁次无罪释放的内幕。

冈村宁次

侵华时间最久、罪恶最大的战犯

早在1915年日德战争期间，冈村宁次就担任步兵第49联队大尉联队长，率部攻占我国青岛，放火烧毁了半个青岛城，并指挥所部对居民进行中世纪式的屠城。为此，冈村宁次获得金鸱奖章，特升两级。1916年回国任陆军部参谋，负责研究中国课题，向陆军部提出大陆政策及独占满洲的设想。1923年至1924年，任日本驻上海大使馆武官，收集情报，积极鼓动日本当局尽早入侵中国。

1925年，时值中国军阀混战，他担任孙传芳的军事顾问，暗中将中国各省地形画成地图，秘送日本当局（“七·七”事变前，日本陆军部将冈村宁次绘制的中国地图印刷20万份，中队长以上军官人手一册）。1927年任第6联队长，再次率部攻占青岛，枪杀无辜民众800余人。次年侵占济南，杀害3000平民，是济南惨案的元凶。

1932年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指使田中隆吉、川岛芳子制造侵占上海的“一·二八”事变，迫使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淞沪战役中，冈村宁次为满足日本官兵的生理要求，无数日本妇女和中国妇女惨遭凌辱。1934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协助东条英机指挥“东条兵团”攻占热河，迫使国民党政府派代表熊斌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与梅津美治郎策划和指挥日军威胁河北，迫使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1937年与东条英机策划“七·七”事变，率部入侵华北，拉开了日军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序幕。

日军执行三光政策抢物资

1938年任侵华日军第11军司令官，指挥3个师团向武汉进攻，沿途经九江、湖口、黄梅等地，对无辜民众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大掠夺。1941年至1944年4月，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华北五省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闻名中外的冀中“五·一”大扫荡，就是冈村宁次坐镇石家庄指挥的。此次扫荡杀害民众30万，烧毁房屋20万间，掠走5万青年到南洋充当炮灰。继而指挥对太行山根据地的大扫荡和对山东的大扫荡，屠杀根据地军民43万多人。

1944年8月，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指挥2个师团向桂林、柳州进攻，走一路杀一路，40万人口的衡阳被屠杀得只剩4万人。1944年11月起，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指挥2个军向广西桂平、贵县、王村、横县进攻，所过之处，满目焦土，白骨累累，一片荒凉。1945年初，又指挥6个军向四川进攻，铁蹄践踏8县之境，平民惨遭涂炭，兽行令人发指。

冈村宁次的升官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侵华罪行录。日军侵华史从“九·一八”到“八·一五”是13年多，而冈村宁次对中国人民的犯罪史却长达30年之久！

蒋介石接受的一份“厚礼”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南京萨家湾日军总司令部，在场的全体官兵，穿着整洁华丽的军服，佩带勋章和军刀，面向东方，恭听着从广播里传来的天皇声音：“告我忠臣良民，察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朕决定收拾时局，接受美、英、中、苏四国政府联合宣言，接受投降条件……”

这声音沉重低缓，却如同平地惊雷，广场上顿时爆发出一片哭泣声。有人当即昏倒，有人捶胸顿足，有人剖腹自杀……冈村宁次尤如一截木桩，钉在广场上。烈日下，他汗流浃背，目光呆滞。过了许久，他听到了哭泣声，环顾四周，见大家都看着自己，这才记起自己的身份和责任。他缓缓走上讲台，有气无力地说，“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我们国家投降了，而皇军是百战百胜的，所以皇军并非战败，中国并非胜利。但是，从现在起，停止一切争论，服从天皇圣谕。”

这天晚上，冈村宁次刚躺下，小林参谋长送来一份意电，说怜木首相辞职，陆军大臣阿南剖腹自裁，海军军令部部长大西泷治郎中将自杀。不一会，参谋处主任桥岛又送来一份急电，说皇军大本营陆军部、军令部宣布解散，在国外的所有皇军必须听从所在国政府的安排。冈村宁次看罢电报，意识到自己和下属的105万大军已成为任人宰割的战俘了。他心乱如麻，难以入眠，眼睁睁到天亮。

8月16日下午，冈村宁次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继续坚守岗位，并负责维持秩序，所有武器装备准备移交给重庆中央军，决不可向其他军队移交，遇到不法扰乱者，可作自卫反击。

向我八路军投降的日军

“八·一五”日本投降之时，蒋介石的“中央军”还远在川贵一隅的大后方，不可能很快赶到上海、南京、北京、天津等地接收投降日军。而八路军、新四军，自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后，发起了大反攻。新四军已收复了大江南北十几个县城，主力已逼近上海、南京、合肥、武汉等地。新四军为了接收城市，公布了各省市领导名单。八路军、新四军对这些城市是唾手可得，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却鞭长莫及。

华北、华东的大城市将属于谁？这一决定权实际落在了冈村宁次手上。他权衡再三，认为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且国民党内亲日派多，顺从蒋的旨意，在战后审判时或能逢凶化吉。于是，冈村宁次立即复电蒋介石：遵令执行。

第二天，冈村宁次在总司令部大会上作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的报告，纲要首先指出，“皇军停战后，切不可松懈斗志，要继续坚持不屈不挠气魄和斗志，加强对重庆政府的支持，要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重庆政府的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重庆政府军队”。

8月17日，新四军军部派侦察科长冯少白等，到南京与日军总司令部联系受降事宜，冈村宁次得知后，采取敷衍态度搪塞，同时，又派参谋处主任桥岛等到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部，以种种借口，拒绝向新四军投降。八路军的谈判代表在北京、天津、太原、石家庄也遭到同样冷遇。

1945年日军向八路军缴械投降

冈村宁次对共产党冷若冰霜，而对国民党却主动热情。8月21日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前往湘西芷江接洽投降事项。蒋介石命令冷欣为前进指挥所主任，在芷江与今井武夫洽谈。8月27日，今井武夫又将冷欣接到南京，筹备受降典礼。冷欣到南京，冈村宁次又派小林浅显郎总参谋长率领二百名高军官，前往光华门机场迎接。

当晚，冈村宁次在断街口福昌饭店宴请冷欣。冈村举杯对冷欣说，“我们早就盼望你们来受降了。这几天，我们在前线仍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他们要受降，我们命令部队抵抗。上海地下共党准备组织10万工人大起义，与新四军苏浙军区里应外合攻占上海，这一行动被我们制止了。”

冷欣放下酒杯，突然向冈村宁次敬礼，说，“我代表蒋主席感谢你。蒋主席要我到南京，一是筹备受降典礼，二是代表他向坚持岗位的劳苦功高的皇军慰问。我们如果没有皇军的大力支持，我们的日子很不好过。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太原，早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接着双方相互敬酒，称兄道弟，场面十分亲热。

9月9日上午，国民党在南京黄埔路国防部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下午，何应钦与冈村宁次进行了两小时密谈。何应钦交给冈村宁次一份刚刚印发的“军字第一号命令”：从9月10起，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称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冈村宁次任总联络长官。各地日军司令部和司令官参照改称联络站和联络官，办理日军一切善后事项。

侵华日军南京受降

何应钦说：“你对我们十分友好，蒋主席要我们照顾好你的生活，你不必为日后前途安全担扰。”

冈村宁次喜出望外：“谢谢。”

何应钦说：“蒋主席说，对日战事结束了，国共战争就要开始。我们对共产党作战困难不少，要请贵军协助。”

冈村宁次说：“我既受天皇之命向中国投降，就应该忠实地为中国政府效劳。我们驻中国的部队还有105万，装备齐全，趁现在尚未遣散，用来对付共产党，还能起一定作用。我们的军队连同有技术的侨民有300万。这300万人一下子回到日本，不要说安置就业有困难，就是连吃饭也大成问题。与其回去无法生活，还不如就在中国暂住一段时间，还可以替你们做事。我希望中国政府采纳我的建议。”

何应钦说：“你的建议同蒋主席不谋而合。美国人想独占中国，想派人来，我们接受他们的美援，拒绝他们的大批军队。因此，如果我们全部接受你们105万军队，目标大，影响不好，蒋主席的意思是内部以征用的名义，将航空、通信、情报、侦察、炮兵、工兵、汽车、后勤等方面的技术骨干留下，为我们服务。”冈村宁次点头赞同。接着两人研究确定，留用15万日军作为内战骨干。

何应钦（左一）、顾祝同（左二）与萧毅肃（左三）检查日本投降书。

9月9日这天是中秋节，密谈后，何应钦派人送了2卡车月饼和1卡车水果，到日军总司令部表示慰问。另外，何应钦还派国防部二厅副厅长王俊中将，单独向冈村宁次送了两箱香烟和一箱茅台酒，一箱龙井茶叶。

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是1946年5月5日，但是蒋介石早在1945年12月20日就秘密来到南京。23日上午9时，他在黄埔路总统官邸接见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应召来到会议室，蒋介石起立上前与他握手，笑着说：“冈村将军，我们是昔日敌手，今日朋友，其实我一直敬慕你的军事才能。你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可以直接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我们会尽量给予方便。”

冈村宁次说：“深感厚情，生活蛮好。听说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会谈，并达成停战协定，不知日后国共关系如何？”

“国共会谈毫无意义，天无二日，你们日本还不是一个天皇吗？反正国共两党只有一个在台上，谁胜谁负还不知道。”蒋介石说到这里埋怨说：“共产党今日如此猖獗，还是你们日本人帮的忙啊！”

“我们帮什么忙？我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确立的方针是灭共爱民，对八路军根据地发动五次大扫荡，两次成功地端掉了八路军总部的老窝。蒋先生怎么说我们帮了共产党的忙呢？”

蒋介石摇摇手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当年我们在江西对共军发动五次围剿，最后一次共军失败很惨，尤其湘江一役，8万共军损失4万。共军到了陕北不毛之地，几乎濒于灭绝，是你们发动卢沟桥事变，长驱直入华北、华中。共军打着抗日的旗号要求到华北、华中，人家要抗日，我能不允许吗？共军到了华北、华中像吃了发酵粉，八年功夫发展到近百万。这不是你们日本人帮的忙吗？”

蒋介石

蒋介石见冈村宁次沉默不语，口气缓和下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今后我们的剿共任务很重，美国人只能给点钱给点枪，目前困难很多，特别缺乏像你这样的天才军事家。”

冈村宁次露出笑容，接过话茬：“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我当你的参谋？”蒋介石笑着点头。

这样，冈村宁次被聘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另外，还聘请了少将参谋长土居明夫等15位少将以上高级军官，担任国防部各部的军事顾问。

神秘的金银街4号

鼓楼以西金银街4号，是独门独院三层楼别墅。据说抗战期间，别墅的主人到美国避难去了。别墅长期无人居住，荒草萋萋。金银街以北是一大片坟地，晚上，幽幽磷火飘忽不定，狼嗥狗吠，令人毛骨悚然。因此，白天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沓无人迹。

1946年12月28日，金银街上这幢别墅突然被修缮一新，客厅富丽堂皇，红地毯上放着沙发、茶几。四壁悬着一幅幅山水花卉挂轴。但每个房间的窗帘却紧闭不开。别墅新来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冈村宁次。

他为什么得以隐居在此？原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冈村宁次列入首要战犯，1946年8月、10月两次发出传票，要中国政府将冈村宁次押送到东京审判。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后，分别在上海、南京、北平、徐州、沈阳、广州、武汉、济南、太原、台北等地成立了军事法庭。这些军事法庭成立后，陆续惩处了不少战犯。然而审判这些战犯时，很多重大问题均涉及到总司令冈村宁次。日军旅团以上部队的作战行动都是由冈村宁次签发的命令。因此，从8月份开始，许多报纸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审判冈村宁次。中共中央早在1945年11月5日《解放日报》公布的2万名战犯中，就将冈村宁次列为第一号战犯。

东京审判现场

开始，冈村宁次自以为有蒋介石、何应钦撑腰，有恃无恐，可风声越来越紧，强烈的声讨之势使他坐卧不宁。蒋介石、何应钦为保护这位“功臣”，曾安排过三次迁居，均因不安全而未成。最后，何应钦亲自出马，左挑右选，才定下了金银街4号这个偏僻隐蔽的地方。而且，这里距何应钦公馆（今南京大学外事办公室）只有500米，一有情况可以照应。同时，何氏还在这里遍布暗哨，到了晚上，派出巡逻车巡视，真可谓戒备森严。

无条件投降的日军，依法律而言应称为战俘，但国民党政府照顾日本人面子，一律称之为“徒手官兵”。105万“徒手官兵”，除被国民党留用一部分外，大部分在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陆续以复员待遇回国，而且处理善后工作的各联络组织也相继撤回日本。

按说，冈村宁次从1947年起就无事可做了，但他却整天忙得焦头烂额。他忙些什么？从他办公桌上的三部不同颜色的保密电话，就可找到答案。

先说那部红色电话，它是直通蒋介石的。蒋介石定时向冈村宁次通报中国战况和国民党军作战计划，每举行一次战役，都要在电话中先听听冈村宁次的意见。1947年2月上旬，蒋介石以为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经宿北、鲁南战役后，放弃临沂北上，是粮弹缺乏，军心涣散，无力作战，准备北渡黄河与中原野战军合并。蒋介石便计划在新泰、莱芜地区歼灭华东野战军主力。

冈村宁次不同意蒋介石的判断，认为华东野战军放弃临沂北上，是避战示弱，在运动中制造条件打歼灭战。他建议不要分散兵力，不要进驻莱芜、新泰，要以博山为依托，集中在明水、博山之间机动作战。蒋介石没采纳冈村宁次的意见，结果在莱芜战役中被歼灭2个军共5.3万余人。事后，蒋介石后悔没听冈村宁次的建议。

1947年7月13日，国民党军第70师、66师、32师被刘伯承、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包围在鲁西南羊山集、独山集、六营集一线。蒋介石打电话给冈村宁次，询问救急妙方。冈村宁次口干舌燥地谈了一个小时，蒋介石却不能理解，只好在第二天上午，约冈村宁次同坐一架飞机，来到鲁西南上空共同指挥。冈村宁次坐在飞机上，用望远镜观察后，建议蒋介石将3个师相对集中，然后在同一时间内向不同方向突围，还建议从西安、潼关、汉口、洛阳调10个师兵力火速增援这3个师。结果，7月28日战役结束，3个师不仅没救出来，连增援的10个师也遭到巨大损失。

战后，冈村宁次深感内疚，为弥补指挥失误，连续写了《毛泽东的兵法及对付办法》、《围点打援是共军的作战特点》、《以集中兵力对集中兵力歼灭共军》等三篇文章，送给蒋介石。尽管冈村宁次充当蒋介石顾问，为其出谋划策，甚至亲临前线指挥，仍未能挽救国民党的败局。

日军战犯

再说那部黄色电话，它是用来保障生活、安全的。冈村宁次需要什么，只需打电话给何应钦，就会有求必应。冈村宁次和助手小笠参谋、二宫军医、小车司机伊滕一共四人，每月开支三千余万元，均是何应钦派人于每月5号按时送来。逢年过节，何应钦都要在自己公馆内宴请冈村宁次。1947年5月5日，冈村宁次63岁生日这天，何应钦、陈诚在何公馆摆下宴席，以示庆贺。宴席上，还有特意从扬州招来的8个姑娘跳舞助兴。

那部黑色电话，是冈村宁次用来与各地亲日派联系的、用以调查各省审判日本战犯情况。只要他知道某某被判了死刑或无期徒刑，他便通过蒋介石、何应软等，将此人以转送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复审为名，秘密释放回国或转移到上海高镜庙监狱隐藏起来。因冈村宁次干涉，有280名罪大恶极的战犯被无罪释放，真正被判刑的廖廖无几。蒋介石不仅包庇冈村宁次，还包庇了一大批应受惩罚的战犯。

法官的选择：手铐，金钱

1948年8月11日，上海各报在第一版显要位置刊登消息：定于8月23日在市商会礼堂公审冈村宁次，届时将有驻沪各国外交官及各界要人等千余人旁听，并有英文、旧文翻译。消息刊出，大上海沸沸扬扬。一直被包庇隐藏的冈村宁次，怎么会在上海公审呢？原来，这年3月5日，有一位美军上校名叫桑普拉斯，带着两个美国士兵，从东京来到南京黄埔路国防部，说是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命，来拘捕冈村宁次，还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战犯工作即将结束，冈村宁次必须在4月份远东军事法庭解散前到庭受审。

抗战胜利后，何应钦（左）与蒋介石（右）郊外留影

蒋介石、何应钦获悉，左右为难，他们心里明白，冈村去远东军事法庭，必定被判死刑，但若不交出冈村宁次，又怕因包庇战犯而受国人唾骂。于是，3月6日，国防部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三条决定：一、根据国际情况，冈村宁次以暂时不回国为安全；二、拖到6月份甚至年底再将冈村宁次送回日本；三、对外佯称冈村宁次患开放性肺结核，等病好送回国。

桑普拉斯听说冈村宁次得了开放性肺结核，怕传染而不愿和冈村宁次接触，便拿着国防部的证明信回东京交差去了。

转眼到了6月，蒋介石、何应钦估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解散，为敷衍舆论，决定在上海公开审判冈村宁次。早在3月份，蒋介石、何应钦就将冈村宁次秘密转移到上海。

7月7日上午，冈村宁次收到国防部军事法庭的传票，要他在8月23日到上海市商会礼堂受审。冈村宁次接到传票，惊恐至极，不知所措，以为末日已到，又是沮丧，又是生气。第二天上午，何应钦派少将曹副官向冈村宁次传达两条口信：一、蒋主席、白崇禧部长、陈诚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对冈村将军在战后的工作甚为满意，表示感谢；二、上海审判是为应付舆论，走走形式，母庸挂虑，但归国时机，要等国际形势缓和再定。冈村宁次听罢，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顿时转忧为喜。

南京军事法庭门口

但是，负责审理冈村宁次案件的庭长石美瑜，检察官王家媚，法官陆起、林建鹏、张体坤、叶在增等却蒙在鼓里，他们并不知道何应钦对冈村的允诺。他们从大量民众举报信中，得知冈村宁次是罪行累累的大战犯，一心想通过审理，为民除害，伸张正义。从接到任务那日起，便夜以继日地做调查取证工作。

8月23日上午8时30分，公审开始，礼堂内座无虚席，礼堂外的广场上也挤满了人，公审情况通过有线广播传到广场上。开庭后，检察官王家媚首先宣读起诉书。这里要交代的是，王家媚在调查时，国防部、外交部及所有政府部门，都拒绝提供冈村宁次的罪行材料。王家媚只好抓住冈村宁次指挥部队进攻南宁时，其部下有7个师团长和1个旅团长被判刑，把8个人的罪行加在他一人身上，以连带罪起诉。

起诉书读完，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庭审。冈村宁次西装笔挺，白白的脸上，架着金丝眼镜，一副学者派头。他坐在扶手椅上，神情悠然，满不在乎。四个证人是进攻南宁的其中4个师团长。冈村宁次对检察官的起诉和法官审问的犯罪事实概不承认，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反驳。他的态度激起了旁听者的愤慨。

中午休息3小时，午餐极其丰盛，还有一瓶洋酒招待，冈村宁次和四位证人对此十分满意。

为冈村宁次辩护的律师——江一平

下午，公审继续进行，江一平、杨鹏、钱龙生三位律师和法官进行辩论。值得一提的是，江一平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全家得知他担任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都十分气愤。头天晚上，他父亲用旱烟杆敲着江一平的脑袋说：“你要为大战犯冈村辩护，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母亲用扫帚打江一平的屁股，骂道：“你这没良心的，敢替杀人犯辩护，我就不认你这个孽子。”江一平的妻子儿女也百般劝阻。当时江一平迫于家庭压力，再三保证第二天不去法庭。可是，天一亮，他便偷偷溜出家门上了法庭。江一平在辩护中编造了冈村宁次在太行山大扫荡时，采取许多爱民措施，使听审者惊愤之极。

审判正在进行中，庭长石美瑜接到南京国防部电话，说冈村宁次案子暂缓判决。下午6时，石美瑜在法庭宣布：“今天只审不判，到此休庭。”全场愕然。为何只审不判？原来国防部这天中午接到其驻东京办事处电话，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冈村宁次的案件未决，尚未解散。蒋介石、何应钦立即决定只审不判，判决时间延期到冈村宁次回国前。

第二天，全国各地报纸报道了只审不判消息，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慨。石美瑜和几位法官在舆论的谴责和亲友压力下，不得不递交辞呈，但未获批准。

直到1949年1月下旬，时局发生巨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解散，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使蒋家王朝摇摇欲坠。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为了迅速了结冈村宁次案件，命令军事法庭重审。

冈村宁次在上海受审

1949年1月26日，军事法庭进行第二次审判。由于审判日期事先不公开，加上江一平、杨鹏两人不敢到庭，律师只有钱龙生一人。况且，又是在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四楼会议室内秘密举行，所以这次审判知情者极少。上午例行公事似的审问一遍，吃过午饭，石美瑜召集法官研究定刑。张体坤首先说：“冈村宁次罪大恶极，早该判死刑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我们无法向国人交代，不需要研究讨论。”其他法官也一致赞成张体坤的意见。石美瑜正要提笔写判决书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副官突然闯进来，在石美瑜耳边低语一阵，石美瑜很不情愿地跟着副官走出去。

大约过了十分钟，石美瑜回来，神情忧郁地说：“告诉你们一个新情况，南京国防部来了五个面目可憎的要人，就在隔壁，是来监视我们审判的。他们说，蒋总统、李代总统认为，冈村宁次战后协助国军剿共有功，仰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而且判决书国防部已经写好了，只等诸位签名。”说罢，从皮包里拿出一纸。

法官们都惊呆了，他们从未见过这种审判。石美瑜低声说：“南京来的人带了两包东西，由我们选择，一包是五副冰冷的手铐，我们如果不肯签字，立即逮捕入狱，这幢楼地下室就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另一包是给我们每个人加发的三个月薪金。大家想想，签不签字？”

张体坤气愤地说：“我们成了傀儡了！我们拿了钱，释放了大战犯。老百姓知道了，我们要遗臭万年，这名我不签！”

“不签无济于事，也逃不了罪名。”石美瑜说，“南京来人讲，我们不签，马上逮捕入狱后，他们会替我们签。世人怎么会知道真相呢？”

又过了十分钟，年龄较大的陆起咬咬牙说：“我签，但我要在评议簿上写上我的保留意见和对南京国防部粗暴干涉审判的批评！”说罢挥笔签了字。其他人苦笑着摇摇头，跟着签了字。

1月28日，国民党所有报纸刊登冈村宁次无罪释放的消息，举国哗然。中共中央发表严正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重新逮捕冈村宁次。

1月29日，大年初一。天蒙蒙亮，汤恩伯派人将冈村宁次和包庇下来的280名战犯秘密送到码头，乘船回国。2月4日早晨，冈村宁次抵达日本横滨港，新组合的日本政府组织万人在码头迎接，欢歌笑语，美女献花。

1950年5月，冈村宁次又被蒋介石聘为高级军事顾问，为反攻大陆出谋划策。1966年9月2日，冈村宁次病死在东京，时年82岁。何应钦代表蒋介石赴日本吊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