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创新，全面推进创新。如何理解“创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哲学内涵？如何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本报约请三位专家研讨交流。

坐落于黄浦江边的“模速空间”是全国首个具备完整产业链的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 本报记者 赵立荣 摄

■主持人：刘迪 本报记者

■嘉 宾：陈 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长

汤蕴懿 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所副所长、上海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主持人：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中居于首要位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局、面向未来提出的重大战略。如何理解“创新发展理念”的哲学内涵？

陈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对高质量发展核心理念的系统性建构。“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凸显“创新发展理念”首要性。

创新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既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也事关发展的模式变革和路径选择。理解“创新发展理念”需要辩证思维，既要着眼于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新质生产力，也要从微观层面的工厂布局、制造流程、生产组织和管理体系，到中观层面的公司治理、区域协同和产业生态，再到宏观层面的发展理念、制度供给和资源配置，谋划建构新型生产关系。

杜德斌：“创新发展理念”深度融合哲学智慧，为发展实践提供科学指引。

创新发展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创新作为人类进步的创造性活动，需遵循自身发展规律与质量互变规律。“创新发展理念”既敬畏规律，又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将创新置于社会历史条件中统筹考量，体现了对实践规律的辩证运用。

创新发展紧扣时代变革脉搏。国内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常态，面临“三期叠加”挑战，传统模式难以为继；国际上，全球科技革命重塑经济格局，“中国制造”需突破成本依赖，科技创新成为破局关键。“创新发展理念”精准把握矛盾转化规律，以科技突破为支点撬动发展动能转换，契合内外形势变革需求。

创新发展以生产力跃升为核心。科技创新作为生产力决定性要素，既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钥匙，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汤蕴懿：创新已成为解码中国发展奇迹的核心密钥。将创新置于新发展理念首位，是对人类创新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不仅是经济现代化和产业崛起的核心要素，能够不断地破坏旧的经济循环，建立新的经济循环，创造更多的利润，而且对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关系变革起着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面貌和格局，一些国家抓住了机遇，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迅速增强，甚至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当前，全球正处于技术聚变期，科技创新成为重构全球竞争格局、加大各国比较优势的最核心变量。

将创新置于新发展理念首位，更是蕴含着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创性发展哲学，为人类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从工业革命，尤其是二战以来，西方技术范式形成了“基础研究-商业转化-市场垄断”的线性链条，发达国家以专利壁垒和标准垄断维系技术霸权，发展中国家陷入“技术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体系，全球创新鸿沟固化。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创新理念注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核，这是发展模式的超越，更是人类创新发展的新范式革命，为人类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技术哲学困境开辟新路径。

主持人：从新业态到新生态，从新赛道到新机遇，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向“新”发展，方能引领潮流、赢得先机。面向未来，如何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

陈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作出的战略抉择。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需要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首先，要把握好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特征。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48.8万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量高达1089.9万辆，增长40.7%，年渗透率达47.6%。显然，国内消费市场不仅容量大，层次丰富，需求迭代更新速度也比较快。譬如，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2%，应加快适老化技术创新部署，发展“银发经济”。再如，经历持续高强度建设周期后，关乎城市面貌和居住品质提升的城市更新成为扩大内需重要抓手。为此，既需促进该领域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技术创新，也要推动相关的工作机制创新。

其次，充分利用我国基础设施水平世界领先、物流快、信息通畅、支付便捷等优势条件，加快实施消费场景创新。

再次，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从《黑神话：悟空》一鸣惊人，到《哪吒2》一飞冲天，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双向奔赴”，赢得市场热捧。我国文化资源丰富，世界文化遗产就有44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有4项。应着力推进数智赋能文化产品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提升文化市场的消费能级。

杜德斌：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技术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重构增长逻辑。向“新”发展不仅是突破“卡脖子”困境的短期突围，更是以需求侧变革牵引供给侧升级、以科技创新重构产业版图的长期战略。

内需是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更是产业升级的“风向标”。消费升级催生健康养老、数字文化、智能家居等新需求，倒逼制造业从“规模扩张”转向“价值深耕”。同时，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崛起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中等收入群体扩围将支撑高端市场扩容。新型城镇化和城市更新投资与产业协同亦至关重要，智慧交通等新基建既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又为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提供场景支撑，实现“投资-消费-产业”良性循环。

创新是打破技术壁垒、重塑供给质量的核心动能。面对技术封锁，需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创新，通过架构创新开辟技术新路径，借助国际合作构建共生型技术网络。通过技术创新重构产品标准，以工艺革新提升制造效能，借助服务模式进化推动价值链升级。

区域协同发展是打造增长极的重要抓手。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打造科技创新走廊和产业集群；支持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形成多点联动的内需网络。同时要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开放平台，以制度型开放吸引全球资源，反哺国内创新。

内需是起点，创新是支点。通过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完整内需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从技术突破向产业生态跃迁，将“新机遇”转化为可持续增长动能。

汤蕴懿：发挥好中国独有的“需求规模-场景复杂-数据丰富”优势，激活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潜能，不仅是当前全球产业链深度重构背景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压舱石，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基点。

一是构建全链路“数据”底座，精准识别消费需求。整合生产、流通、消费全链路数据资源，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共建国家级消费大数据平台。打通城乡、区域间数据壁垒，捕捉不同区域、群体需求变化，识别潜在消费增长点，为供给侧改革提供靶向指引。二是重塑智能化供给体系，突破资源错配瓶颈。制造业通过构建“需求牵引-智能设计-柔性生产”的敏捷响应体系，推动全链条数字化改造，满足定制化产品需求；服务业运用算法优化搭建智能化匹配平台，破解养老、医疗等领域的供给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困境。三是再造智慧化物流中枢，打通市场循环梗阻。四是创设智能生活场景，培育新兴需求动能。构建全龄友好型数字界面，释放银发经济动能、Z世代消费潜力。五是引领绿色消费新风尚，拓展未来战略纵深。培育新能源服务、碳资产管理、循环再生产业等新增长极，发展绿色消费数字认证体系，搭建开放式创新平台，推动消费需求向创新链前端传导。

主持人：“别人算关税账时，我们要算创新账”。面对美国掀起的关税战，如何牢牢抓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有效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陈强：有学者认为，中国拥有“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该体系具有政府和市场两个驱动器，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类型的资源和知识储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驱动、双市场、双资源”的体系特征。在贸易战冲击下，该体系从外部获得创新能量补给的难度持续加大，与国际市场较高水平需求的互动减弱。新形势下，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从以下几方面发力：一是通过政策引导和财政支持，推动企业成为基础研究和“根技术”研发的投入和承担主体；二是探索战略科技力量编成和科研组织形式创新，加快突破重要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瓶颈；三是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更多制度性保障，维护“出海”企业的合法权益。鼓励“出海”企业探索“一带一路”和全球南方国家市场的产品和服务需求结构，以技术换市场。

杜德斌：面对关税战，单纯的成本优势难以维持竞争优势，唯有通过技术突破、价值链升级和生态重构，才能破解外部封锁，锻造不可替代的国际竞争力。

核心技术是产业命脉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支撑。企业需聚焦“卡脖子”领域开展材料、工艺、系统级创新，着力锻造自主“硬核”实力；强化“产学研用”协同攻关，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同时，数字化转型加速制造范式跃迁，通过工业互联网、智能检测等技术重塑生产流程，实现精准制造与服务延伸，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演进。

全球价值链重构中，中国企业需向研发设计与品牌营销两端延伸，通过构建技术专利壁垒与数字营销能力，突破传统分工中的价值锁定。同时需构建弹性供应链体系，通过研发布局全球化、生产网络区域化、库存管理数字化提升抗风险能力，应对地缘政治波动。

汤蕴懿：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背景下，要巩固并加快中国企业创新“三个转变”：一是创新主体由单点突破向生态协同转变。中国企业创新周期正加速摆脱传统线性递进模式，转向以交叉融合、颠覆突破为核心的指数级迭代路径。未来要进一步加快前瞻性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自主知识产权体系，集中资源突破“卡脖子”技术，同时‌建立跨行业技术标准互认机制、创新合作价值分配机制，加强创新生态协同。二是创新成果由技术专利向标准引领转变。企业将核心技术专利化，推动专利与标准深度融合，以“技术+标准”双轮驱动模式构建全球技术生态链，推动建立新型全球贸易规则。三是创新应用由本土化开发向全球化布局转变。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创新共同体，中国企业加快主动全球化布局，从产能输出转向价值链整合，通过“制造+服务”模式，将技术解决方案嵌入海外市场本地化场景，建立在地生产服务生态。

主持人：创新之道，唯在得人。“人才成长和发展，离不开创新文化土壤的滋养。”今天，我们要如何更好求解“钱学森之问”，造就具有创新能力的新时代人才？如何大力培育创新文化，为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尽展才华创造良好环境？

陈强：提出“钱学森之问”后，钱先生也在思考破解之道，建构了系统通识教育观，提出科技领军人才、科技帅才、21世纪通才等培养模式。顶尖创新人才需要在交叉复合的场景中经受历练，其成长和发展离不开高水平教师引领、优秀团队和先进平台支撑、重大科研活动淬炼、高能级的思想碰撞，这个过程需要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据统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取得代表性成果的平均年龄约为44岁，这说明人才的“创新活跃期”其实很短暂。另外，有限空间引致必要的要素浓度。历史上，从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走出了3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那里，优秀的前辈和同事随处可遇，前沿思想和理论快速传播，先进技术和装备俯仰可及。

在知识生产、传播、转化的范式不断迭代升级、路径持续变迁的新形势下，应不断深化对人才成长新规律的认识，为顶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创造适宜的条件和环境。一要有培养自信，从宇树科技王兴兴等“90后”优秀人才身上探究其成长的奥秘，同时学习其他国家人才培养的创新举措，采他山之石以攻玉；二要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加强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机制设计和场景策划；三要涵养“千帆竞渡，百舸争流”的创新文化。文化是一种社会认同，是激发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根基。一方面，加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和激励，推动形成识才爱才敬才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强化政策引导和宣传教育，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杜德斌：“钱学森之问”叩击中国教育灵魂，破解困局需系统性重构教育范式、革新评价体系、厚植文化土壤，让创新文化成为民族基因。

基础教育应点燃批判性思维，如推行“无标准答案考试”，以开放性问题取代机械背诵，并让学生通过田野调查等培养独立思考能力。高等教育要打破学科壁垒，深耕长周期研究，突破“短平快”科研的浮躁陷阱。

学术评价要引导科研人员锚定国家战略需求与学科前沿领域，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研究。同时要包容非共识创新，为颠覆性技术护航，设立无考核科研基金，将阶段性失败视为创新必经之路。

培育创新文化沃土，需要重构社会价值认同。要大力倡导追求真理、严谨求实、尊重规律的科学家精神。积极营造崇尚科学、尊重科学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理念。

破解“钱学森之问”，需拿出“百年树人”的定力。当课堂允许“胡思乱想”、实验室包容“异想天开”、社会尊重“特立独行”时，中国大地自会涌现出大批新时代的钱学森。

汤蕴懿：打破传统路径依赖，构建价值引领，融合培养、鼓励试错、开放包容、持续进化的创新文化愈发重要。一要引导企业家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将创新使命融入民族复兴进程。倡导“冒险精神与规律把握”相统一的创新观，培养企业家对技术的深度理解、对产业的跨界视野和对战略的高度敏捷，寻求企业家精神与科学家精神的协同共振。二要培养兼具技术洞察力与跨文化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企业家人才。在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中，要更加重视‌跨文化融合，构建包容性组织生态。‌三‌要完善制度保障与激励机制。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通过容错机制、激励机制与法治保障的协同设计，系统性破解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壁垒，为激发市场活力提供了制度基石，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央地联动协同机制，基于民营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建立“政策工具箱”动态更新机制，匹配差异化政策支持，形成“制度刚性-实践弹性”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