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18日，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麦克福尔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教授将在进行对话。这也是双方继、后的第三次互动。5月初，迈克尔·麦克福尔撰文直言，特朗普政府虽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却在实际政策上持续削弱美国自身实力。 人大重阳第35期“速读美国顶级期刊”栏目特编译该文，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研究参考。 （全文约4100字，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

在2017年发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中国与俄罗斯意图“塑造一个有悖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世界”。当时，特朗普政府中的部分官员以及一些独立分析人士对“中国威胁”作出了夸大的评估。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一场关于中美是否已经进入“新冷战”的热烈讨论在学术与政策界也随之展开。中美竞争的某些方面确实与冷战相似，但另一些维度则与冷战毫无关联。我同意一种更广泛的看法，即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大国竞争时代，不仅涉及中国，也包括俄罗斯。因此，我们应当从冷战中吸取经验与教训——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以制定适用于这一新时代的有效政策。

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其政府在威胁评估方面大体延续了第一任期的立场。在正式出任国务卿之前，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就警告称：“共产主义中国是美国在有生记忆中面对过的最强大对手。”不过，特朗普本人在第二任期中，似乎不再热衷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冷战2.0”。一些观察人士甚至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正出现转向，逐步远离“新冷战派”（neo-Cold Warriors），趋向所谓“克制派”（restrainers）。然而，特朗普近期发起对华贸易战的决定表明，他依然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并准备以对抗性的方式参与这场大国竞争。

真正令人费解——我甚至认为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是特朗普一系列削弱美国自身对华竞争能力的做法。特朗普及其团队显然并未汲取冷战时期美国成功经验中的有益之处。他们的很多政策恰恰与上世纪美国为赢得冷战所采取的做法背道而驰。

最为不合理的，是他对美国盟友的攻击。在冷战期间，美国的盟友比苏联更强大、更繁荣，也更忠诚。直到几个月前，美国在盟友方面仍占据明显优势。然而，在短短几个月内，特朗普便严重削弱了这一传统优势。他无端挑起与北约盟友加拿大的紧张关系，建议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他同样毫无逻辑地激怒另一北约盟友丹麦，表示希望“吞并”格陵兰岛。

2025年2月，副总统万斯（J.D.Vance）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中批评欧洲盟友民主实践不佳，更加剧了与盟友间的摩擦。我亲自参加了这场会议，可以确认，许多欧洲盟友对这番讲话感到极度不满，尤其是在当下美国自身民主正遭遇重大挑战的背景下。特朗普转而支持普京、削弱乌克兰，更是进一步加剧了北约内部紧张。而特朗普团队释放的信号，如计划从欧洲撤军，也引发了关于北约未来的新一轮争论。这些举动让欧洲国家对配合美国推行强硬对华政策的意愿大打折扣。

为了结束乌克兰战争，特朗普采取了一种奇怪的策略，即全面满足普京要求，并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让他接受普京的条件。特朗普对普京的迁就不仅强化了俄罗斯的地位，加剧了美欧盟友间的分裂，也在更大层面上削弱了对“吞并行为”的普遍禁忌。尽管特朗普阵营中有人声称，特朗普的目标是“拉远”中俄关系，但正如我与政治学者埃文·梅代罗斯（Evan S. Medeiros）近期在《外交事务》杂志所指出的，这种设想注定无法实现。

美国与亚洲盟友的安全关系目前相对稳定。然而，在私下场合，美国的亚洲伙伴同样担心，特朗普下一步是否会对他们施压，提出要求分摊更多安保费用、威胁撤军，或迫使他们在与美国和中国之间“二选一”——即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如日本和韩国，也不愿做出这样的选择。近期民调显示，韩国的民众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信任度下降。我上个月在中国台湾停留十日，期间听到了大量关于特朗普是否真心致力于台湾地区“安全”的担忧。

此外，特朗普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施加关税，正在从多个层面削弱美国。最明显的是，其他国家并不愿被美方关税惩罚，也反感特朗普用威逼手段迫使其作出让步。体量较小的国家只能被动配合，但并非出于真心。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也为许多美国盟友带来经济困扰。例如德国，德国已连续三年面临零增长压力，而部分原因即在于美方关税。正如政策分析师詹姆斯·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在《纽约时报》所言：“没有哪个地区会像亚太地区那样，更受特朗普‘对等关税’冲击的打击。”对中国征收的超高关税，从长远来看，可能反而会严重削弱美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如果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迫使各国选边站队，我们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大多数国家会站在美国一边。美国将越来越被全球贸易体系边缘化。在当前的大国竞争时代，这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制胜策略。

特朗普及其团队还积极削弱了许多曾在冷战时期发挥关键作用的软实力工具。这些被大幅削减预算或重组的机构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千年挑战集团（MCC）、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甚至还有学生交流项目。冷战及其后，这些外交工具使美国得以在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广民主理念、建立伙伴关系。部分司法判决已暂时阻止了这些机构的彻底解体，或许仍有机会使其复苏，我对此仍抱有希望。

与此同时，特朗普正在削弱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正如民主问题专家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2025年2月所评估的那样：“特朗普重返白宫不到一个月，他和他的忠诚支持者就已经对美国民主法律、宪政与规范基础构成严重威胁。”此后事态进一步恶化，最严重的包括无故吊销甚至逮捕国际学生、将美国境内居民未经司法程序遣送至海外监禁，以及一系列旨在加强总统权力、削弱司法权力的行政命令。

特朗普对美国民主实践的冲击，正在严重损害美国“自由世界领导者”的国际声誉。在与苏联的冷战对抗中，美国成功的民主治理模式——正如里根总统时常引用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所提及的 “山巅之城” 概念所描述的那样——曾是个重要优势。

此外，特朗普还在削弱美国的外交影响力，计划大幅削减国务院预算，甚至关闭部分美国驻外使馆。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当今的美国正面临一个大国竞争的新纪元……而我们却拥有一个扼杀创造力、缺乏问责机制，甚至时而与美国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国务院。”

鲁比奥提出的改革方案包括削弱国务院中负责民主与人权事务的部门（DRL），并完全关闭原本负责打击虚假信息的“全球参与中心”——该中心长期致力于应对跨国舆论操控。鲁比奥宣称要推进这些调整，理由是“DRL成了左翼激进分子的舆论平台”，但并未提供相关证据。

在冷战时期，美国经济全面优于苏联，这一优势成为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支撑。如前所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已对美国经济构成重大威胁。他原本继承的是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强劲的经济体之一，但他对关税的非理性、意识形态式执着已开始拖慢经济增长势头，并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引发衰退。作为回应，中国不仅提高“对等关税”，还暂停出口一系列美国高科技企业（包括军工企业）急需的关键矿产资源。

特朗普的其他政策也在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性伤害，虽然这些后果可能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完全显现。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之所以能在经济上甩开苏联，关键之一就是通过大学系统大力投入科研。苏联难以追赶美国的技术创新。如今在这一领域的中美竞争更加激烈，但美国至少在近期仍拥有显著优势。比如，根据202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全球排名前50的大学中，美国占据了22所，而中国大陆仅有8所（其中两所位于香港）。然而，如今特朗普却大幅削减对研究型高校的拨款。这些非理性的削减举措，名义上是为了“打击反犹主义”，实际上并非如此。

更糟的是，特朗普政府曾在几乎没有说明的情况下撤销了1800多名国际学生的签证。尽管随后政策暂时被叫停，但伤害已造成。没有什么比让留学生在美国感到不安全更能有效地驱赶全球人才。

中国经济已是全球第二，按照部分指标甚至位居第一，其成就早已不限于低成本制造。中国正逐步成为全球高科技创新的引领者，不仅出口先进产品，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高超音速导弹等领域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若要保持领先，美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全力加速前行；然而，特朗普却在做相反的事。

国防支出是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中国时唯一采取了相对正确方向的领域。尽管令人遗憾，但为了有效抗衡中国，美国必须将国防开支回升至冷战时期的水平。然而，倘若经济无法增长，就无法维持更高的国防预算。而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恰恰削弱了美国扩大军费的能力，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为何特朗普却在推行削弱美国对华竞争力的政策？这个问题，美国必须严肃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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