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在《文心雕龙》自序中说：“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他秉持“弥纶群言”的原则论文，无疑会遍读古今文集(宋齐人已编有《集林》《文苑》《诗集》等大型诗文总集)。对宋人的文集刘勰也是熟知的，否则就不可能得出“宋初讹而新”，当代学文者大都“师范宋集”的结论(《通变》)。可是刘勰对晋宋名士陶潜及其文章却只字未提。陶潜身后之名在南朝并不寂寞，比如颜延之为其作诔，萧统为之作传并为陶集作序，鲍照、江淹都作过拟陶诗，钟嵘将陶诗列入中品，简文帝喜欢讽味陶文，北方阳休之还见过除萧统所序陶集之外的另外两种本子。由此可以推断，以论文为事业的刘勰不可能不了解陶潜，也不可能不读陶集，他不谈陶潜，不会是因为疏忽。

学术界从诗风异趣、道佛冲突、社会观念相左等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探讨。众说之中，“断限”说尤其值得注意，此说是着眼于全书体例，认为刘勰不提陶潜，并非是出于轻视，而是因为全书设定的品评年限是止于“东晋”，刘勰可能是将陶潜视为入“宋”之人而不加叙述。这种推论也有问题。齐梁人确实有将陶潜归为宋人的习惯，比如沈约将其列入《宋书·隐逸传》，钟嵘《诗品》称之为“宋征士”，但是刘勰对宋代文士是作过总体论述的，也照样不提陶潜，比如《时序》说：“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王、袁、谢、颜都属望族，文才辈出，名高于世，首先会进入刘勰的视野，而对于名亚颜、谢的文士，刘勰宁可选择何尚之、何承天、范泰、范晔、张永、张敷、沈怀文等人作为代表，也不提陶潜，这当然是一种态度和立场。

笔者认为，刘勰不提陶潜，与《文心雕龙》的撰述体例有关，这一体例就是：游离于社会运作以外的隐逸之士、方外之士均不在提及、评论范围。

据《隋书·经籍志》，汉晋以后，不少征士、处士以及方外之士也从事著述，有文集行世。钟嵘作《诗品》，不仅品评了晋处士郭泰机，征士许询、戴逵，宋征士陶潜，还品评了道佛中人，如齐惠休上人、道猷上人、释宝月。萧统等人编纂《文选》，不选道佛中人，但选了后汉处士祢衡，晋处士郭泰机，征士皇甫谧、陶潜。祢衡虽无官职，但以文笔参与曹操、刘表等人的军国事务，实际上属于入世者，所以范晔将其列入《文苑传》，而非《逸民传》；郭泰机出身寒素后门，一生未仕，但曾向傅咸求荐举，渴望入仕；皇甫谧属于不愿入仕者，而陶潜则属于主动辞官归隐者。相比于钟、萧二家，刘勰的做法更加彻底，全书不仅不涉及道佛中人，连同拒绝入世的隐逸之士也一并排除在外，这是刘勰设定的撰述体例。

刘勰自称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崇拜五经，论文一以儒家学说为旨归，《文心雕龙》全书不杂一字佛典(《论说》“般若之绝境”以上六句有悖于此一体例，或当为衍文)，讨论的对象限于经史子集“四部”书，绝口不提道佛中人及其文章。这一点与萧统的选文原则相同，毋庸多言，需要揭明的是刘勰对隐逸者的独特处理方式。

首先，刘勰不支持伯夷、叔齐的隐居不仕行为。他在《哀吊》中赞叹王粲《吊夷齐文》对夷齐的讥讽斥责实在写得好：“仲宣所制，讥呵实工。”也就是承认王粲这种批评是对的。王粲说夷齐是“知养老之可归，忘除暴之为念，絜己躬以骋志，愆圣哲之大伦”，认为二人出于洁身自好而推卸了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是一种狭隘自私的行为，这是继承了子路对隐者的评价：“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子路、王粲对隐者的批评，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出处进退大节出现了问题，这也是刘勰否定隐逸者的理论依据。刘勰将夷齐隐居不仕的行为说成“狷介以乖道”，就不是赞美，而是批评。依邢昺的解释，狷者“守节无为，应进而退”，也就是主动地远离政教，刘勰用“虽有通才，迷方失控”来概括夷齐、屈原等人的生命轨迹，也正是着眼于士人与政教权力的疏离关系(“失控”即指不为朝廷所用)。同为在野之士，夷齐是主动隐遁，而屈原则是生不逢时被迫逸出朝廷，刘勰对二者的褒贬也是明确的，他在《程器》篇树立无疵文士的典型，其中就有“屈、贾之忠贞”，对入世者的表彰就是对隐遁者的否定。

其次，刘勰认为狷介之士的“高尚其事”并没有崇高性和正义性，不值得提倡，这一点可以从他对文士徐幹的推重得到印证。刘勰瞧不起隐逸者，却又敬重“徐幹之沉默”(《程器》)，承认淡泊名利为士人的美德，很能看出他的处世观。徐幹以操守廉洁著称，如曹丕《与吴质书》说他“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三国志·魏书·王昶传》说他“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务”，这就是刘勰所谓“沉默”的含义。实际上，徐幹一生并非远离政教权力，无所作为，比如汉无名氏《中论序》说：“于时董卓作乱……会上公拨乱，正路始辟，(徐幹)遂力疾应命，从戍征行，历载五六。”徐幹于乱世中积极参与拯济事业，同时又“有箕山之志”，体现的是一种轻官忽禄、不耽世荣的“清廉”，而这属于入仕者应有的操守，与狷介之士的“清高”有着本质的不同。

刘勰树立徐幹作士人典型，用意与萧统推崇陶潜是一致的。萧统大力表彰征士陶潜之“德”，且在《文选》中多选其诗文，绝不是出于对隐居行为的倡导，而是希望“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陶集序)，即借助陶潜，达成“有助于风教”的功效。而刘勰将“沉默”标举为士人美德，未尝不是为了激贪止竞，矫厉风俗，只不过在名高一世的历史人物系列中，他有意识地选择了积极入世的后汉文士徐幹作为典范，而没有选择东晋征士许询，自然也就不会选择后起的征士陶潜。

再次，刘勰不提东晋征士许询，应当是属于刻意回避。《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说：“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许询、孙绰既然都是备受推崇的一代文宗，刘勰当然不会不知，但他叙述诗歌史却只提孙绰，而不及许询，《明诗》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本来是“许询、孙绰”齐名，而刘勰则改称“袁宏、孙绰”(袁宏能诗，《诗品》列于中品)。另外，《才略》叙述东晋文学，也是“袁、孙”并提。分析个中原因，不会是由于许询善作玄言诗的缘故(孙绰也是玄言诗大家)，而是与他的身份和出处有关：孙绰一直在朝为官，位至廷尉卿，而许询则一生不仕，托迹山水，“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作为一代文宗的征士许询，由于其处世姿态与儒家经世之旨相左，尚且被刘勰排除在文学史叙述之外，则归隐田园的后起征士陶潜，当然也就没有被提及的理由。

总之，“不及隐者”作为一种规限，贯彻于从《明诗》到《时序》《才略》《程器》各篇，的确构成了全书的撰写体例。实际上这一体例刘勰在《时序》中有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他要论述的是“缙绅之林”，也就是入世士大夫群体所生产的文学。

刘勰制定这样一条论文体例，有其必然性，是那个时期的产物。《时序》说：“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飏言赞时，请寄明哲。”刘勰的“圣历”所指，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方兴”二字。它表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新旧朝代刚完成更替不久，按照“文质损益”的规律，此时朝廷需要推行政教更化，而经纬军国礼乐的大业，必须依赖具有经世才干的士人，于是招才与出仕就成了大势所趋。这一点刘勰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他所谓的“飏言赞时”，就是明确要求士人积极配合更化，参与社会运作。受此政教变局的激发和感召，久在山门、不获一官的刘勰跃跃欲试，决心要“奉时以骋绩”(《程器》)，在他看来，逆势而行，主动退出社会运作机制，栖身山林，就落入了“不仕无义”的道德陷阱，无论如何不能被认可、被表彰，这是刘勰不愿意将隐逸者群体纳入文学史叙述的深层原因。

(作者：王术臻，系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