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

6月20日，英法德三国外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日内瓦举行会晤，这是本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以来西方国家首次同伊朗进行的外交接触。欧方希望伊朗就核问题与美国恢复谈判，伊方则表示只有以色列“停止侵略”才会再次考虑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此次会谈虽然显示出欧洲国家试图在中东地缘政治出现动荡局面时发挥建设性作用，然而欧洲在立场和能力上的双双失位，使得其斡旋和调解作用的公正性与可信性大打折扣，亦凸显了“特朗普2.0”时代美国裹挟西方世界无原则亲以色列，进而导致中东局势失控、安全风险外溢的特点。

一方面，中东安全和政治形势的稳定事关欧洲周边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与欧洲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欧洲对于实现中东稳定、管控区域冲突的诉求不言而喻。然而，在历史惯性和依据政治体制划分敌我的价值观窠臼共同影响下，欧洲国家普遍将对以色列政策亲疏与“保护犹太人生存权”及“支持自由民主”相挂钩，使其政策立场的客观逻辑性和道义可信性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

在此基础上，欧洲呼吁所谓以伊之间“停火止战”“管控冲突”“防范事态升级”，但对于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关系，以及解决冲突的平等公正性方面却往往喜欢“和稀泥”，甚至倒因为果。例如，德国总理默茨称以色列袭击伊朗是“替西方干脏活”“替西方国家承担风险”，这被解读为实际上是公开支持甚至怂恿以色列发动袭击、侵犯他国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行动；其他欧洲国家表态“支持以色列自卫”“谴责伊朗袭击并要求伊朗保持‘克制’”的态度，亦反映欧洲在国际冲突中根据亲疏远近、不问是非曲直来表态行动的姿态，使其意图在中东问题上充当“调停者”或“斡旋者”时不被信任。

另一方面，在跨大西洋关系持续动荡、美国对欧“对等关税”实施期限临近的背景下，欧洲与美国协调谈判维护自身利益的意愿和需求高涨。在欧洲竭力寻找与美国进行利益交换的过程中，在中东问题上“偏向美国”恐成为一些欧洲领导人和外交人员谋求缓和甚至妥协的筹码。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在刚刚结束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前离场，即使各国分歧巨大到无法形成会议公报，G7中的欧洲国家仍然给伊朗扣上“地区不稳定和恐怖主要源头”的帽子、提出“不能拥有核武器”的要求，但在如何管控武装冲突、避免局势升级，以及进行有效、可行的冲突降温行动方面毫无建树。可以说，欧洲在不涉及其最要紧利益的问题上虽然不断“慷他人之慨”，但无力同美国在欧方关切的领域达成有意义的进展。

另外，从能力方面看，欧盟一直以来都以“规范性力量”在中东乃至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事实上反映出其缺乏运用军事或经济手段在地缘政治层面施加影响的能力。在巴以、伊以等中东地区的军事冲突中，欧盟不仅无法通过军事力量约束以色列冒进的进攻性行为，而且德国等国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仍保持向以色列供应武器，甚至希望以色列在支援乌克兰方面发挥作用。在经济领域，欧盟自2018年美国重启对伊朗制裁以来即迅速“服软”顺应相关制裁，同时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均无力对中东地缘政治各方采取凌厉手段加以约束，与其在对俄制裁上重拳出击形成鲜明对比。此外，欧盟在俄乌冲突后激进对俄“能源脱钩”导致对中东国家油气需求上升，亦使其在中东的行动受到更多经济上的约束。

可以说，欧洲自身利益考量带来的立场问题，以及其自身硬实力的不足，导致欧洲在以伊冲突爆发后一方面希望靠自身力量推进停火止战，另一方面却无法在该问题上站到与美国和以色列不同的位置，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欧洲在变局下地缘政治雄心及现实作用之间的巨大落差，体现出其在国际事务中的道义责任与其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以色列鼓动“伊朗内部剧变”之时，欧洲国家恐怕更多想到的是“民主自由的胜利”或“核问题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的天真想法，而未能充分考虑到一个9000万人口的国家若发生剧变，其对于中东地区乃至整个欧亚大陆地缘、安全、经济等方面，会产生怎样的冲击与后果。事实上，欧洲已经在十几年前中东前一波动荡中吃尽苦果，而为其自身长远周边利益和国际形象考量，欧盟和欧洲各国恐怕应以更负责任、更公正的姿态与举措，为公平合理的止战劝和作出应有贡献。（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