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荣

当前，欧洲处在内外交困之中，旧的问题没有解决又叠加新的挑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洲一直处在危机应对模式之中。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新冠疫情危机及当前的乌克兰危机，欧盟承受的危机接踵而至。这些危机的冲击烈度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暴露出欧盟应对危机能力的下降。欧洲一体化以及欧盟的发展通常被视作“危机驱动型”，然而，近年来，危机不再是欧盟共同行动的催化剂，而更多的是欧盟内部裂痕的放大器。之所以如此，纵然有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但是，就笔者观察而言，主要是因为欧洲愈发深陷思维惰性的泥淖。

学界一个较普遍的观察是，近年来，欧盟形成了一种所谓“敷衍应对”的危机应对模式。这指的是政治决策者避免提出宏大构想，而是选择能够迅速作出决定并减少政治冲突的方案，而且，往往不需要对所有的政策选项及其后果进行全面分析，只要强调所做的选择是“别无选择”即可，这在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应对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此外，欧盟决策者一旦作出某种所谓“别无选择”的选择，还会进一步通过某种方式凸显这一选择的正确性。例如，在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欧洲决策者通常会用“不惜一切代价”的措辞，来突出他们持续支持乌克兰的决心。

然而，之后事件的进展证明，无论是对债务国家的救助，还是对难民的接收，都是有限度的。例如，对欧债国家的救助附加了诸多国内改革条件，欧盟及其成员国的难民政策更是在不断收紧。就对乌克兰的“无限”援助而言，在美国减少甚至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后，诸多欧盟国家似乎也意识到，囿于本国财政的局限性，事实上也无法持续地提供援助并填补美国撤出后造成的缺口。

欧盟这种“敷衍应对”策略，恰恰反映了欧洲内部的思维惰性在上升，欧洲决策者往往选择更多在当下符合民意的策略，却并不愿意更全面地权衡各种政策选项，之所以如此，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欧盟内缺少战略型政治家。在欧洲内部，时而有观察家慨叹，欧洲缺少像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等能够“拯救欧洲”的政治家。的确，现在给人的印象是，欧洲更多拥有的是“政客”，而非“政治家”，更不要说“战略家”了。况且，时代已经变了，即使有这样的战略家，他们能发挥的影响力也不可能同日而语。像德国前总理默克尔那样的人物，她在欧盟内享有广泛的权威，带领各国达成妥协，走过了多场危机，然而，她应对危机的方式也被诟病。同时，虽然法国总统马克龙发表过不少关于欧洲未来愿景的“宏大叙事”，但他的言论往往更多地被理解为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例如树立法国在欧盟的领导力或转移法国国内矛盾等，因而，很难赢得其他国家包括德国的支持。总体上，欧盟内处于某种程度的“领导真空期”。

其次，欧盟内部的政策共识在瓦解。在欧洲一体化不断深入到“高政治”领域的背景下，欧盟内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宽容性共识”正在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限制性分歧”。在日常治理中，欧盟内部的立场与利益分歧在不断上升。一个例证是，欧盟内的政治中间力量在缩水，右翼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在扩大，这导致欧盟内对于问题解决方案更难形成共识。为了应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挑战，主流政党政客往往选择拷贝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主张，这反而增强了民粹主义主张的合理性，使民粹主义势力继续坐大，使得欧洲各国政治版图更趋碎片化。

最后，欧盟不愿走出“舒适区”。对于欧盟遭遇的挑战，欧洲政客大多更愿意按照惯性思维行事，这尤其反映在欧盟近来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上。尽管在美国战略东移的背景下，欧洲决策者认识到需要做强自身，尤其是加强自身防务，但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依然认为，战略自主并不现实、也非绝对必要，为此，他们选择的行为方式是尽力讨好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希望通过对美国的妥协让步，来留住美国，使自己依然能待在受美国保护的“舒适区”里，这在北约海牙峰会以及美欧在苏格兰举行的贸易谈判中均可见端倪。

欧洲的这种思维惰性如果弥漫开来，会逐渐渗透到欧盟内外政策的方方面面，有些影响已经显现。例如，欧盟一些国家由于具有传统产业的优势，享受着相当可观的国际市场份额，因此，它们过去很长时间疏于对结构转型和产业创新的投资，继而在国际竞争中落在了后面。对此，作为思维惰性的延展，欧洲一些政客并不愿意在自己身上寻找竞争力落后的原因，而是把责任归咎于其他国家的所谓非市场经济行为，从而为自己的懈怠推责。

在世界充满动荡和不确定性的今天，欧洲尤其需要抛却思维惰性，通过广泛的、可能带有强烈争论的共识形成过程，产出具有创新性和远见的问题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可能打破欧盟内部当前因思维惰性而日渐扩散的沉闷乃至悲观氛围，重拾一个充满思维活力和自信自强的欧洲。（作者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