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我去乡下亲戚家做客。院坝里鸡鸭成群，唯独不见鹅的踪影。饭桌上，亲戚热情地介绍：“这是自家养的土鸡，那是河边放养的麻鸭。”我随口问了句：“怎么不养几只鹅呢？”亲戚笑道：“现在谁还养那玩意儿？费粮食又占地，养的人越来越少了。”

这话让我陷入沉思。确实，如今走进超市，鸡鸭肉品琳琅满目，鹅肉却难得一见。可翻开古书，鹅的身影却无处不在。王羲之爱鹅成痴，用书法换鹅；李白笔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传唱千年；明清画作中，鹅更是文人庭院不可或缺的景致。

这不禁让人好奇：为什么在现代生活中日渐式微的鹅，在古代却备受青睐？难道古人的选择，仅仅是一时风尚？还是说，在鹅那优雅的长颈背后，藏着我们尚未读懂的历史密码？

让我们穿越时空，探寻鹅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独特印记。

鹅的起源：从野生到家养

要理解古人对鹅的钟情，首先要从它的身世说起。

家鹅的祖先是鸿雁。考古发现表明，早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就开始驯养鸿雁。在河南安阳的商代遗址中，出土过鹅骨化石，说明当时鹅已经被驯化。

与鸡、鸭相比，鹅的驯化具有独特优势。鸿雁本是候鸟，每年南来北往，古人观察到它们群居、恋家的习性，便开始尝试驯养。鹅记忆力极强，能认识主人和回家的路，这为放养提供了便利。

古代文献《尔雅》中记载：“舒雁，鹅也。”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清楚认识到家鹅与鸿雁的渊源。值得一提的是，鹅的驯化时间虽然晚于鸡（鸡在八千年前已被驯化），但却早于鸭（鸭的驯化约在三千年前）。

古人选择驯养鹅，看中的不仅是它的肉食价值。鹅的警觉性极高，叫声洪亮，在缺少看门犬的普通农家，鹅成了最理想的“警卫”。这一点，在《齐民要术》中有生动记载：“鹅见异色异物则鸣，故可警夜。”

礼仪之禽：鹅在礼制中的特殊地位

在古代中国，鹅之所以备受推崇，与其在礼制中的特殊地位密不可分。

周代礼制森严，不同场合使用的祭品都有严格规定。《周礼·天官·膳夫》记载：“凡祭祀，共其牺性。”其中，鹅被列为“六禽”之一，是重要的祭祀用品。为什么选择鹅？因其体态端庄，行走从容，符合礼制对“威仪”的要求。

到了汉代，鹅在婚礼中扮演重要角色。《汉书·礼仪志》记载，士大夫婚嫁需用“雁”作为聘礼。这里的“雁”多指家养的白鹅。选用鹅，取其“贞洁”之意——鹅一旦配对，终身不换，象征婚姻的忠贞不渝。同时，鹅的飞行有序，也暗合礼法中的长幼尊卑。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鹅在礼仪中的应用更加广泛。《新唐书·车服志》记载，五品以上官员的礼服上可以绣雁纹，这里的雁纹实际多取材于家鹅形态。之所以选择鹅，是因为它既不失野雁的高雅，又具备家禽的温顺，恰如士大夫“身在朝堂，心向山林”的理想人格。

宋代理学兴盛，对礼仪的要求更加细致。司马光在《书仪》中详细记载了士庶婚嫁用鹅的规制：新郎需手持活鹅前往女家，称为“奠雁”。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在《红楼梦》中我们还能看到相关描写。

值得一提的是，鹅在礼仪中的使用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变迁，其象征意义也在不断丰富。从最初的祭祀用品，到后来的婚聘必备，再到文人雅士的身份象征，鹅始终与“礼”紧密相连。这种文化内涵，是鸡鸭难以企及的。

文人雅趣：鹅与士大夫的审美契合

如果说礼制赋予了鹅官方地位，那么文人的推崇则让鹅真正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东晋书圣王羲之爱鹅的故事最为人称道。《晋书·王羲之传记载，王羲之听说山阴有位道士养了一群好鹅，便前去观看，果然心生喜爱，想要购买。道士却说：“只要您肯为我抄写《道德经》，这群鹅就送给您。”王羲之欣然应允，用一幅墨宝换了一群白鹅。

这个故事发生在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当时王羲之53岁。为什么书法大家会对鹅情有独钟？后人分析，王羲之观察鹅颈的转动、鹅掌的拨水，从中领悟运笔的韵律。鹅项柔软而有力，正合书法中“转笔”的奥妙；鹅身浮水而稳重，又暗合“中锋”的要诀。

唐代诗人骆宾王七岁时所作的《咏鹅》，更是将鹅的优雅形象刻进了每个中国人的童年记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看似简单的童谣，实则精准捕捉了鹅的三大美学特征：弯曲的长颈、洁白的羽毛、鲜艳的掌蹼。

宋代文人对鹅的喜爱更趋风雅。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记载了自己养鹅的经历：“余在黄州，好畜鹅，观其徐行安步，颇有君子之风。”这是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的事，苏轼47岁，正值被贬黄州期间。在仕途失意之时，鹅的从容不迫给了他莫大安慰。

鹅与文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共鸣。与鸡的急躁、鸭的喧闹相比，鹅步态从容，鸣声清越，符合士大夫对“君子”品格的想象。这种审美上的契合，使得鹅成为文人庭院中不可或缺的景致。

食疗珍品：鹅在古代饮食中的价值

古人对鹅的钟情，也源于其在食疗领域的独特价值。

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虽未直接记载鹅肉功效，但同时期的医家已经认识到鹅的药用价值。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提到“鹅肉味甘平，利五脏”，这是现存最早关于鹅肉药用的明确记载。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进一步阐发了鹅的食疗功效。他写道：“鹅肉性平，主消渴，煮汁饮之。”这时孙思邈已年过百岁，他的养生见解备受推崇。值得一提的是，孙思邈特别强调老鹅的药用价值，认为“老鹅胜于新鹅”，这个观点至今仍在中医界流传。

宋代饮食文化大发展，鹅在膳食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记载了多种鹅的烹制方法，其中“云林鹅”的做法尤为精细：选用肥嫩鹅肉，配以松茸、笋片，用黄酒慢蒸，成品“香透骨髓”。这种烹饪方法，既保留了鹅肉的鲜美，又充分发挥其食疗价值。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鹅的药用价值做了系统总结。他写道：“鹅肉利五脏，解五脏热，煮汁止消渴。”特别指出鹅血、鹅胆、鹅涎均可入药。这时李时珍已经61岁，他花费二十七年心血完成的这部巨著，使鹅的药用价值广为人知。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鹅的食用颇有讲究。他们认为鹅肉“发物”，不宜多食，但适量食用却能“补虚益气”。这种辩证的饮食观念，体现了古人“药食同源”的智慧。

与鸡鸭相比，鹅的生长周期长，养殖成本高，这使得鹅肉在古代一直是较为珍贵的食材。但也正因如此，鹅在食疗领域的地位更加独特，成为滋补养生的上选。

农家至宝：鹅在传统农耕生活中的实用价值

在古代农村，鹅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文化和饮食层面，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鹅的看家本领在农书中有详细记载。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专门提到：“鹅能警盗，又能蛇。”这是距今约一千五百年前的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普遍利用鹅来看家护院。鹅的听觉敏锐，性格勇猛，见到陌生人会大声鸣叫，甚至主动攻击，这种特性在缺少安保措施的古代农村尤为珍贵。

鹅的除草能力也备受农家重视。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鹅尤善除草，凡园中杂草，鹅过即尽。”这是明代万历年间（约1610年）的记载，当时鹅已经成为果园除草的重要帮手。与人工除草相比，鹅除草不仅省时省力，还能为果园提供天然肥料。

鹅毛的利用更是古人智慧的体现。王祯在《农书》中详细记载了鹅毛的采集和加工方法：“腊月取毛，装裖御寒。”唐宋时期，鹅毛被已经成为御寒佳品。白居易诗中“鹅毛青毡帐，鹅绒白罗裳”的描写，正是这种生活实景的写照。

在传统农耕社会中，鹅还具有特殊的经济价值。由于鹅繁殖较快，饲养相对容易，成为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市场上鹅的价格是鸡的两倍，说明鹅的经济价值一直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鹅的饲养与农耕节奏相得益彰。春季孵鹅，夏季放养，秋季肥育，冬季食用或出售，这种周期与农事活动完美契合，使鹅成为传统农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艺术灵感：鹅在传统艺术中的多彩身影

鹅的优雅形态和丰富意蕴，使其成为传统艺术中的重要题材。

在绘画领域，鹅的身影最早出现在唐代。现存最早的鹅画是唐代边鸾的《牡丹鹅图》，可惜原作已失传。宋代花鸟画大发展，鹅成为画家喜爱的题材。宋徽宗赵佶的《红蓼白鹅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白鹅曲颈梳翎，神态安详，与红蓼相映成趣。这幅画作于宣和年间（1119-1125年），当时宋徽宗三十多岁，正是艺术创作的成熟期。

明代画家吕纪的《四季花鸟图》中，也有生动的鹅的形象。其中《秋鹅图》描绘群鹅戏水，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吕纪擅长观察生活，他笔下的鹅既有写实的精细，又不失文人画的意境。

在工艺美术领域，鹅的形象同样丰富多彩。唐代金银器中常见鹅形装饰，如何家村出土的“鹅形银盒”，造型优美，工艺精湛。这些器物不仅实用，更体现了古人的审美情趣。

瓷器中的鹅纹饰更是源远流长。元代青花瓷中开始出现鹅纹，明代永乐、宣德时期达到高峰。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的“明宣德青花鹅戏图碗”，描绘群鹅在莲池中嬉戏的场景，笔触流畅，构图精美。这些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使鹅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

鹅在传统艺术中的表现，往往超越物象本身，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寓意。鹅的白色羽毛象征高洁，曲项向天寓意清高，群鹅戏水代表和谐。这些象征意义，使鹅成为文人墨客寄托情怀的理想载体。

古人对鹅的钟情，源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理解。他们从鹅身上看到了礼仪的规范、审美的趣味、食疗的智慧、农耕的实用。这种多维度价值认知，体现了传统生活方式的丰富性和包容性。

“现在养鹅不图赚钱，就是舍不得这份老传统。”这句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下次如果在乡间遇见白鹅，不妨驻足片刻。看它曲项向天歌，看它红掌拨清波，或许你能从中感受到古人曾经体验过的那份从容与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