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精神是分裂的。

一方面，它是以全球为舞台的“美利坚帝国”：

军事基地分布全球，美元主导国际金融秩序，可以随时对任何国家实施制裁和经济打击；另一方面，它又是北美大陆上一个由50个州组成的普通民族国家——“美国合众国”：

大多数民众并不真正关心外部世界，甚至对地理一知半解。

选民在投票时关心的，是油价、房贷、医保、学费与工作机会，而不是乌克兰战局、台海局势、北约扩张或中东安全架构。

这两个“美国”长期并存，却各按自己的逻辑运转：“帝国美国”追求的是全球影响力与秩序塑造权；“本土美国”执着的是个人安全感与钱包厚度。

特朗普外交之所以显得多变、粗暴、任性，却在国内拥有强大支持，正是这一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

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诸多操作，看似是对世界秩序的颠覆与重塑，实则核心目标十分简单：

为美国50州选民——尤其是他的基本盘选民——以及其自己的家族与支持集团谋取更直接、可见的利益。

在美国现行体制设计下，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几乎是制度逻辑的自然产物。

一、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帝国总统，只向选民交代

1. 美国总统事实上拥有两个重叠且不完全兼容的身份：

第一重：美国50州的总统其权力来源十分清晰：3亿多美国公民的选票及选举人团制度。他的政治合法性，完全由国内选民赋予。对这些选民，他要保证的是经济增长、就业机会、社会稳定以及各种公共服务的可负担性。

第二重：美利坚帝国的管理人 / 西方世界的“领袖”在这一身份下，他面对的是北约盟友、美元体系参与者、美国军事基地覆盖下的各国政权、以及深深嵌入美国规则与市场的跨国资本网络。

对这些对象而言，美国总统既是安全提供者，又是秩序设计者，还是最后的金融与规则保障人。

问题在于：能决定谁来担任这一“全球领袖”的，并不是这些盟友或“帝国外围”的参与者，而只有美国50州内的普通选民。

巴黎、柏林、基辅、东京、特拉维夫对特朗普抱持何种态度，在选票层面都远远不如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这些“关键摇摆州”来得重要。于是，一种结构性扭曲由此产生：

在国际体系中，美国总统拥有近乎“帝王式”的外交与军事权力；

但他只需向北美50州的选民负责，而无需向遍布全球、受美国行为影响深远的“帝国臣民”负责。

结论：美利坚帝国的对外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统，却缺乏与其全球影响力相匹配的民主约束机制。

2. 总统在外交事务中的“超大权限”

美国总统在外交领域拥有远超内政的主动权。

尼克松在1968年竞选时曾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国内事务可以自动运转，但外交必须由总统亲自抓。”

在美国的制度环境中，这并非夸张之语：

内政方面：国会立法权强大、联邦和州政府分权明确、官僚体系庞大且利益网络复杂，即便总统更替，很多政策路径会因惯性和博弈而自然延续。总统想推动重大内政变革，往往要经历党内斗争、国会拉锯、司法审查等多重关卡。

外交方面：总统掌握行政权、三军统帅权、条约谈判和对外承认等核心权力。在对外制裁、军事部署、谈判策略等具体操作上，通常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国会虽有授权和预算审查权，但在速度与细节上，很难像行政部门那样“实时操盘”。

因此，在对外事务特别是短期行动上，美国总统往往是一个近乎“绝对权力者”。当总统个人偏好不同，其外交风格会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

如奥巴马强调多边主义与联盟协作，整体外交显得稳健、程序化、讲究体面；

而当特朗普将“选票收益”置于“同盟信任”之上，对外行为自然会表现为多变、粗暴、强交易性。

二、表面多变，本质恒定：一切围着选票与金钱运转

在“帝国美国”的视角中，特朗普屡屡被指责为“疯子”“搅局者”“不按套路出牌”；但若把观察视角切回“美国50州选民”，其逻辑反而颇为一致——甚至可以说是粗暴而一贯的“理性”。

1. “美国优先”的具体化：从抽象战略到选民钱包

“America First”（美国优先）并非特朗普的首创，但他是第一个把这句口号，系统转译为“算账语言”的总统。

在战后主流精英的外交话语中，“美国优先”意味着：维持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巩固盟友网络、推动自由贸易与民主价值观输出，美国既做世界警察又做秩序架构师。

而在特朗普手中，这些宏大叙事被拆解为一套极其直白的商业交易逻辑：

北约问题：欧洲军费不达标，在他眼里就是“占美国便宜”。美国为何要花钱保护“既富又抠”的盟友？他的信号很简单：“安全不是免费午餐，要么掏更多钱，要么各自为战。”

贸易逆差：哪个国家对美国长期顺差，哪个国家就在“占美国工人的便宜”。关税不再是不得已而用的工具，而是谈判中的常备大棒。将部分制造业拉回美国本土，即便成本更高，却能直接在铁锈带赢得选票。

驻军与同盟：在日韩驻军不被视为“价值同盟”，而是收费安保服务。盟友要么提高“保护费”、增加军购，要么为安全后果自担。

这套“算账外交”粗糙而功利，在欧洲、东亚传统盟友看来尤为刺耳，也严重冲击了战后美西方精英构建的“同盟共同体”叙事。但在美国国内，尤其是对长期对全球化不满的工人阶层与中下层白人而言，这种话术极具共鸣——他们早已对金融资本、对外战争与产业外迁积怨已久，只是很久没有一个总统，用如此直接甚至粗鄙的语言帮他们“骂出来”。

2. “胡搞”背后的算计：用外交权力为自己人与基本盘变现

回顾特朗普任期内的大量外交操作，不难发现一个共同模式：他把高度集中的总统外交权力，当作服务自家利益与基本盘选民的筹码与工具。

其主要特征包括：

强调个人关系，弱化制度与专业官僚频繁通过私人电话、闭门会面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直接沟通，有时绕开传统外交程序与智库意见。在这过程中，私人商业利益与家族资本布局的影子并不难辨认。

将外交议题“内政化”与“选举化”与龙国、欧盟、墨西哥的博弈，往往被包装成就业、制造业回流、农产品出口、农民补贴等具体利益问题。贸易摩擦配合对特定选民群体的财政补贴，让政策成本被部分对冲，而政治收益则集中在他所倚重的选区。

极强的短期主义倾向对于世界秩序的长期稳定、制度信誉与同盟信任，他兴趣有限；他真正关心的是：这些博弈能否在下一轮选举前，转化为可被媒体渲染的“成绩单”——就业数据、股市表现、协议签署仪式，以及“我赢了，他们输了”的故事。

在这点上，特朗普并非完全异类。他更多是把本就存在于美国政治中的“选民优先”逻辑，推向赤裸、直接、少有遮掩的极端。

三、为什么美国公众“重钱包、轻世界”？——土壤决定了特朗普

特朗普的成功，是在既有民意土壤和制度激励上“顺势而为”。

1. 普通美国人的生活焦点：工资单比世界地图更重要

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国际政治极其遥远：

美国地理位置相对安全，远离欧亚大陆传统战场；主流媒体在报道国际事件时，也总是从国内视角切入：乌克兰战争关联油价和通胀；中东冲突影响能源价格与恐袭风险；中美关系则被简化为“制造业岗位”“芯片供应”“物价水平”。

过去数十年，全球化为资本与高端人才带来巨大收益，但对不少中产与工人而言却意味着工厂外迁、产业空心化、收入停滞甚至下降。

与此同时，医疗、大学学费、住房成本与日常开支却持续攀升。

在这样的体验中，许多美国选民感受到的是：

自己所在小镇的工厂关门，岗位移向海外；

医保费用越来越高，稍有大病就可能陷入债务；

孩子上大学动辄背上数万美元甚至十几万美元的贷款；

政客却在国际舞台上滔滔不绝地谈“自由秩序”“价值同盟”“人权外交”。

在这种落差下，他们的逻辑简单而现实：“先把我家的医保和学费解决，再跟我讲东欧战场和亚太战略。”

2. 战争疲劳与“被精英欺骗”的情绪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几乎没有停止过海外军事行动：海湾战争、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每一次行动在发动时，都被包装为“维护正义”“打击邪恶”“维护秩序”“传播民主”。

但在美国公众眼里，留下的更多是：巨额财政赤字与看不见尽头的军费支出；大量退伍军人的伤残与创伤后应激障碍；难以感知的“秩序红利”。

这种情绪逐渐汇聚为对“海外军事冒险”的全面疲惫与反感：“少在外面打仗，多把钱花在国内”；“不想再当全世界的冤大头”；“那些盟友是不是一直在薅美国羊毛？”

特朗普只是用最不文雅，却极具动员力的语言，把这些情绪公开化、政治化。

3. “双层美国”的结构性冲突：帝国需求 vs. 选民生活

“美利坚帝国”的系统逻辑是：在全球范围维持军力投送能力；维护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秩序；巩固盟友体系与安全承诺；执行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而“美国本土选民”的现实逻辑则质朴得多：

我能否找到稳定且收入尚可的工作？

医保和养老体系会不会破产？

通胀是否在蚕食我的工资？

孩子的教育负担能否承受？

当中产阶级上升渠道变窄，对外战争收益感降低，“帝国逻辑”和“选民逻辑”的张力就越来越大。特朗普的崛起，正是这一矛盾爆发的政治表现：精英谈“全球责任”，选民要“现实福利”；精英捍卫帝国角色，选民只问：“谁来为我的生活负责？”

四、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不同姿态”：精英话术 vs. 利益明码标价

在这一背景下，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外交路径差异，就显得格外清晰。

1. 民主党：价值叙事包装下的精英路线

总体而言，民主党更偏好以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为外衣的外交路径：

高调强调“民主、人权、法治”；倾向于与欧洲、日本等“价值观相近”的盟友抱团；推崇多边主义、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

其外溢效果包括：在欧洲及发达盟友中更受欢迎，方便维持“价值共同体”叙事；在国际舆论与多边组织中更占道德优势，媒体也更容易把其包装为“秩序维护者、多边主义守护者”。

对盟友精英层来说，这种外交方式可预期、讲程序、重礼仪，也更符合冷战后西方对自身“文明秩序”的自我想象。

2. 共和党尤其是特朗普：把外交变成“价格谈判桌”

共和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但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路线，确实把外交解构为赤裸裸的利益交易：不再强调“共同的民主价值”，而是直接追问：“你出多少钱？”

不再强调“自由贸易是大方向”，而是具体计算：“你每年对我顺差多少？”

不再热衷宣讲“美国的全球责任”，而是反复诉说：“美国被占便宜太久了。”

这种态度让许多长期习惯“美国保护伞”和温情话术的盟友极度不适应：

欧洲发现自己从“同盟伙伴”变成了“安全服务的付费客户”；日韩在安全与驻军问题上频繁被要求“加钱买单、自主防务”；其他对美有期待的国家精英，突然面对一个会算“小账”“砍价”的美国总统。

然而，从美国大量选民，特别是铁锈带、蓝领群体以及部分中产的视角看，特朗普式路线却相当“合情合理”：“他至少替我们把该要回来的钱，要了一点回来。”

于是形成一种耐人寻味的局面：民主党更符合传统盟友与国际精英的期待，也更容易获得道德光环；特朗普式共和党却在美国国内赢得了不小的政治市场，尤其是在那些被全球化边缘化的人群中。

差异的本质在于：谁更直接地回应了选民的“钱包焦虑”。

五、特朗普外交多变，却不是“无逻辑”

站在外部世界的角度观察，特朗普外交的确“变幻莫测”：

一边指责盟友“薅美国羊毛”，一边又宣称“我们关系史上最好”；

今天挥舞关税大棒，明天又表示愿意“坐下来达成一笔好交易”；

一方面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等多边框架，另一方面又频繁单边施压，索要新的条件与让步。

但如果回到美国国内政治的逻辑，这种“多变”背后反而有几条非常稳定的铁则：

1. 一切围着选民可感知利益转，而非围着国际秩序稳定转

若某项外交行动无法在短时间内，转化为选民可感知的“好处”——如就业、订单、股市上涨或“美国赢了”的象征性胜利——那么它的政治价值就十分有限。相反，只要能塑造出“我替你讨回公道、没有被占便宜”的形象，即便破坏长期秩序或者伤害盟友信任，也在可接受的政治代价之内。

2. 短期兑现优先，长期承诺可以牺牲

多边协定与国际制度往往牵涉长期投入与缓慢收益。而特朗普的政治时间轴，则集中在任期内能否看到结果：立刻可见的关税措施与“强硬姿态”；能在镜头前举行的“签署新协议”仪式；可以简单讲述为“我赢、对方输”的故事模板。

长期信誉与秩序稳定，容易被让位于短期内可变现的政治收益。

3. 在制度漏洞边缘最大化个人与家族利益

在美国总统外交权力缺乏国际约束的现实下，特朗普及其家族有更大空间：将国际场合作为个人品牌和商业合作的舞台；在对个别国家的态度与潜在商业利益间寻求勾连；在国内法律模糊地带游走，把总统身份衍生出的隐性好处加以利用。

类似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但特朗普的做法更为粗暴，掩饰更少，从而被放大并高度可见。

六、特朗普不是“系统漏洞”，而是系统特征的极端放大

将特朗普视为“政治意外”或“偶然的系统错误”，其实掩盖了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当帝国扩张的红利被基本吃尽，当中产阶层的上升通道不断收窄，当对外战争不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明显收益，战后美国精英的共识就开始土崩瓦解。

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更粗糙、直白、不掩饰自利的“美国优先”脱颖而出几乎是必然：只要美国总统的权力来源仍然完全集中在50州选民手中；只要“美利坚帝国”的成本与负担主要由美国纳税人承担，而利益却高度集中于少数精英；那么，“帝国逻辑”与“国内民意”之间的冲突就难以调和。

即使未来不是特朗普本人，也很可能出现“特朗普2.0”“特朗普3.0”：

他们的话术或许更圆滑、包装更文明；但核心仍会坚持：选民钱包优先，帝国责任可以折扣。对于外部世界而言，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位美国总统会自发维护国际公义与全球公共利益”上，本身就是一种危险的浪漫主义。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行动坐标始终是“美国利益”：民主党倾向于在价值观话术包装下推进利益；共和党更习惯在赤裸利益追逐中偶尔谈价值。

二者方式有别，本质同源。

七、结语：在帝国裂缝中，世界如何自处？

今天的美国，的确是一个“裂开”的国家：

向外，它仍视自己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秩序的守护者；

向内，它却充满经济焦虑、社会撕裂与中产下沉的危机感。

特朗普外交为何多变？因为他正站在这道裂缝的交界处：他不再心甘情愿替“美利坚帝国”的抽象利益买单，而是选择利用帝国权力，在全球舞台上为美国50州选民，尤其是他的支持者群体，竭力索取可见的现实利益。

美国民众为何更重自己的钱包、轻国际事务？因为在他们长期的生活经验中，“帝国叙事”很少转化为具象福利，反而经常以失业、税负、通胀与战争创伤的形式，折射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对欧洲人、对乌克兰人乃至对所有深受美国行为影响的国家来说，真正关键的问题也许并不是特朗普。

而是：在一个帝国权力高度集中，却不对全球范围的“被统治者”承担相应政治责任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该如何理解美国、定位美国、应对美国？

理解特朗普，不是为了神话或妖魔化某个个人，而是为了看清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当世界第一大国的“帝国逻辑”与“国内民主逻辑”开始剧烈撕扯时，这种撕扯必然会通过外交和安全政策扩散到全球。未来世界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各国能否在这道裂缝中，既看清美国，也看清自己，做出相对清醒而务实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