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庆峰

据新华社报道，马来西亚政府计划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霸凌、诈骗等。调查显示，该国超七成受访对象支持对儿童使用社交媒体设限。

拉长视线，马来西亚政府拟出新规并非孤立，而是全球范围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缩影——澳大利亚去年通过一项法律，成为全球首个立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多数社交媒体的国家。欧洲多国紧随其后，比如荷兰政府建议禁止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瑞典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校园手机禁令，所有学校及课后俱乐部需强制管控7至16岁学生的手机；丹麦不仅全面禁止在校园使用手机，更拟将社交媒体最低使用年龄设定为15岁。

密集政策的背后，是对数字时代成长环境的深刻反思：在许多国家，社交媒体对青少年产生负面影响已成共识。在澳大利亚，96%的10至15岁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其中七成接触过宣扬厌女思想、斗殴视频和自杀等内容，七分之一遭遇过成年人的诱导性行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丹麦60%的11岁至19岁男孩在空闲时间里见不到一个朋友”。英国一项覆盖1万多名青少年的调查显示，64%实施过暴力行为的青少年承认社交媒体对其产生了影响。

在中国，这一议题同样引发广泛讨论。今年全国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提出相关建议。具体到舆论反映上，支持者和批评者各执一词。对大多数家长而言，固然同意社交媒体具有信息获取、兴趣交流与同辈联结的作用，但出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长远考虑，认为可以牺牲一定程度的便利。而代入孩子的视角，相当多的人认为自己有正常获取信息和表达自我的权利，大人们以“为孩子好”之名实行管控，实际限制了他们了解世界的渠道。

然而，从一些国家的探索来看，所谓未成年人自由使用社交媒体的权利，似乎并不存在。比如，欧盟内部要求统一“数字成年年龄”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概念类似刑事责任年龄，是基于未成年人认知局限而设立的保护性制度。在社交媒体中，未成年人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面对海量信息、“算法成瘾”机制，就连成年人也抵挡不住。扪心自问，有多少家长曾陷入刷视频、看短剧成瘾之中？如果大人都管不好自己，又怎能放心把手机交给孩子呢？

还有网友认为，“一刀切”的年龄限制过于简单粗暴，是将监管责任从平台与家庭转移至行政禁令。某种程度上，“一刀切”也是无奈之举。就像我国严格管控未成年人网络游戏之后，仍有很多孩子用长辈身份信息绕过监管；瑞典也曾采用上课收手机的方式，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学生常通过上交假手机、谎称手机遗忘在家或已损坏等方式规避管理。这或许能解释政策的初衷，但同样表明精细化治理存在提升空间。

总的来看，严格的年龄门槛虽不能完全杜绝网络危害，但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是全球治理的大势所趋。未来应该进一步探索平台管理、内容治理、网络素养教育等，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