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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随着于和伟主演的《沉默的荣耀》爆火，曾经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瞬间成为网络上讨论的热点。主人公吴石将军和他领导的情报小组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也被各种解读。很多人都在赞颂吴石、朱枫等烈士的热血与付出，也在唾弃叛徒蔡孝乾的无耻。

作为解放战争后期党在情报战线上最大的一次失利，吴石将军等人的暴露给了后来情报工作大量的教训。而在此之前，我党在情报系统往往能够全面碾压国民党，让国民党提前实现了冷战时期英国军情六处的辉煌：面对对手，实现单向透明……

在解放战争的多数时间里，国民党的各项命令、部署在下达基层部队之前，解放军的指挥部已经有了一份更完整的。可以说从抗战之后，党的情报系统在面对日、伪、国三方都具有碾压优势。而这一切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

吴石

从中央特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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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民国期间的情报机关，很多人会首先想起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中央统计调查局（中统）和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军统）。尤其是戴笠主持的军统，是每一部以民国为背景的谍战剧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才是近代中国最早考虑专业机构负责情报与保卫工作的政治团体。

这源于党在最初成立的时候，就面临的安全威胁。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的13名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翻译尼克尔斯基参与会议。由于马林的特殊身份，一大召开不久就被租界巡捕盯上了，上演了直闯会场打断会议进程的事情。

为了安全，原本在上海召开的会议被迫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这个时候，党的保卫工作只有代表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女士一人负责。而王女士显然不是那种身怀绝技的人，所以她的任务更多是在放一下哨，尤其是会议在南湖召开期间。

李克农，龙潭三杰之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保卫工作必须专业化。1925年8月，廖仲恺先生遇刺进一步强化了党中央对保卫工作的认知。之后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进一步强化了党建立专业机构的决心。

1926年，中央派陈赓、顾顺章、陆留等人到苏联，接受格别乌（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格别乌是其俄语简称的音译）的专业训练。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损失惨重。为了解敌情和保护自身，时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在武汉主持建立了特务工作处，负责情报和保卫工作。

但这个组织存在时间并不长，随着形势的变化，周恩来同志前往南昌筹备武装起义工作，特务工作处工作停止。即便如此，特务工作处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化解了多次针对党组织和工农群众的阴谋。

钱壮飞，龙潭三杰之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恶化，中央的政策和组织也不得不进行调整。1927年10月，转入地下并回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开始完善组织架构，其中就包括特务科。周恩来再度承担组建特务科的任务，中央特科就此诞生。1928年11月，中央又成立了特务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

作为专业的机构，特科又分为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无线电通讯科，各司其职，形成完整组织机构，其确定的活动原则与工作方式被党后来的情报机构所沿用，影响极大。

而那些神乎其神的中统和军统，直到1928年初才搭台，真正形成完善机构还要一段时间。这不仅比特务工作处晚，甚至晚于中央特科。甚至中央特科的组织模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军统的组织模式。

周恩来

虽然中央特科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被改组，但作为党情报工作的开拓者，他的经验与教训深刻影响了中央社会部、中央敌工委等情报组织的发展。

独特的工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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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情报工作的独特性与危险性，周恩来（周总理，之后的内容都用此称谓）在特科时期制定了党的情报战线的工作原则与工作方法。工作原则主要针对于内部，工作方法则面向外部。

工作原则主要有三项：以“绝对秘密”为原则；不在党内搞情报工作；禁止搞单纯的恐怖行动，保持政治斗争方向……

绝对保密是当时状态下，必须要坚守的原则，也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惨痛教训的总结。大革命时期，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出于对当时左派为主的国民党的信任，党的工作完全是公开的。

从党的高层领导，到基层党员，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这使得右派叛变的时候，党的损失极大。老蒋甚至喊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后来对日情报工作中，日伪方面的做法更是残忍。所以保密成为重中之重，不可懈怠。

不在党内搞情报，则是对苏联情报机关内部侦查的反思。苏联情报机构从创建伊始，就有内部清查的任务。这一点从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名称，就可见一斑。长期的内部清查，让苏联党政军各部门的工作人员人人自危，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也影响了党的威信。克格勃建立后，其总部卢比扬卡在苏联成了能止孩童夜啼的恐怖存在。

卢比扬卡大楼

与之相反的是，国民党情报机关保留这一传统，结果就是军统和中统从萌芽阶段就不断斗法。军统的家规甚至禁止成员与中统有接触，违者将遭到严惩。双方的内耗严重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抗战时期甚至被日伪方面利用，给自身带来巨大的损失。

与前两条相比，第三条也就是：禁止搞单纯的恐怖行动，保持政治斗争方向，无疑是最重要的！它保证了情报的纯粹性，避免了相关部门的异化。毕竟情报工作长期游走在黑暗边缘，很容易形成可怕的利益集团。这条规定在污秽不堪的中国情报界看成一股清流，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然，对叛徒是绝对不能手软的。特科时期，特科的行动科（俗称红队，也称打狗队）就是负责清理叛徒的。当时党的态度是，如果无法坚持革命理想，选择脱队，是可以不追究。但如果出卖了组织和同志，那必然是要一追到底的。比如曾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就被红队处置了。

白鑫

与之相对的是，国党酷爱用暗杀手段清理对手。抗战期间，用这种手法对付鬼子和汉奸没什么，但是用来对付同胞就过分了。这可能与蒋某人的早年经历有关：辛亥革命后，为了争夺沪军都督的职位，蒋某人奉大哥陈其美的命令刺杀光复会首领陶成章，第一次涉足中国政坛的变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一系列的暗杀活动看似压制民间的声音，事实却加速了其灭亡的进程。

因为这些工作原则，党的情报系统十分的纯粹，避免了很多潜在的风险。

与工作原则同步的是工作方式，党在情报战线的工作方式主要有两条：一是秘密工作“职业化”和“社会化”；二是单线联系。

先说“职业化”与“社会化”，与国民党职业化的特务不同，党的情报系统往往在普通人、普通职业中去选择合适的人来从事相应的情报工作。这种做法，可以让情报人员在复杂的环境中获得合法的身份，从而更好地隐藏身份、保证安全。

陶成章

之前网络上就曾有人分享过类似的案例。他的一位长辈就曾做过交通员，以人力车夫的身份走街串巷传递情报，一直没有暴露。因为在加入组织之前，这位长辈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力车夫，只是识得几个字、正义感爆棚。

这样做还是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让党员深入群众，保持革命本色。

所以除了少数公开的领导人，多数情报人员都有着其他的身份作掩护。在敌占区工作的，更是如此。有的甚至连家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是真真正正的伪装者。

至于单线联系，则进一步保障了安全，多数情报员只能接触到自己的上线、下线，对其他同志知之甚少，甚至毫不知情。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牺牲了效率。

淮海战役中的贾汪起义就是典型，领导起义的何基沣、张克侠两位将军都是入党多年的秘密党员，但直到起义前夕他们才知道彼此的身份。在此之前，毫不知情的两位都严防彼此，作了很多无用功。类似的还有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和国防部次长刘斐，他们俩个也是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相互提防，甚至相互拆台。

晚年的郭汝槐

作为后来人，我们或许会觉得这些行为可笑。但这确实保障地下党员的安全，毕竟党珍惜每一位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同志。他们的生命安全，比任何情报都重要。

情报获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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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情报人员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式后，下一步就是获取切实的情报了。对于这个任务，党内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人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也就是技术路线和传统路线。

技术路线主要利用当时比较前沿的电讯技术，破解敌人的无线电通讯。这一点，我党也是国内的先行者。中央特科时期，党就成立了专门负责电讯的部门。这个部门除了保障党中央与各地的联系外，也负责破解国民党，以及后来日伪军的密码。这一领域，党内的相关专家还是很权威的。

传统的情报获取方式，除了从公开信息中获取相应情报外，党也采用各种方式从国民党和日伪军内部获取相应的情报。对于这一渠道，采取的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也就是所谓的“打进去”和“拉出来”。

钱壮飞

“打进去”通常是党内同志以“合法”的方式，渗透到敌人的各级机关内部，包括但不限于情报机关。著名的龙潭三杰和龙潭后三杰，就是打进去的典型代表。

尤其是前三杰中的钱壮飞，直接打入国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成为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国民党内部的大量机密，从此对我党敞开了大门。如果不是钱壮飞，顾顺章叛变带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拉出来”则与那些同情革命、或者有爱国情怀的各界人士联系，让他们帮助开展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获取情报。以这种方式与我党建立的各界人士很多，行业也是五花八门。这既保障了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也可以从不同角度佐证情报的可靠性。

拯救红军的莫雄就是这方面的的典型，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就是他从蒋介石的军事会议上获得的。通过在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项与年，这份“铁桶计划”被送到瑞金。根据情报，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提前部署，开始了长征。尽管长征的路上，红军损失巨大，但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命运。

莫雄

不同于国民党内部急功近利的作风，党的情报系统不会在事情即将发生或发生后才开始布局，而是提前布局，也就是所谓的“放长线，布冷子”。

比如前面提到的莫雄，他与党的接触始于1930年。彼时的他被国民政府架空，在宋子文的财政部担任闲职，无权无势。直到1934年，莫雄才通过好友薛岳的关系，出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也正是因为这个职位，他才有可能接触到“铁桶计划”这样的核心机密，为挽救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类似的还有龙潭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晖，他出身高管家庭，在1936年清华大学秘密加入我党，之后奉命打入胡宗南部。从基层一点点做起，熊向晖最终成为胡的秘书，倍受胡的重视。胡宗南与上级的联系，下发的各项命令都会先经过他的手。这等于说，胡宗南部的关键信息还没有传达到基层部队，就已经出现延安中央决策层的案头了。

熊向辉与妻子

当然，党的情报系统也有过失误，并带来一定损失，但成就无疑是辉煌的。

唯一的遗憾是，因为单线联系的原因，很多英雄的事迹被时间的长河吞噬，甚至一度遭遇不公正待遇。能像杨度那样，最终被历史所证明的，少之又少。

坚定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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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党的情报人员早期接受过苏联的培训，所以在坚持群众路线的同时，也会从各界精英中发展人员。所以党的情报人员，哪怕是那些普通的交通员也是行业中的佼佼者。

李克农

如果不选择这条路，他们的人生也不会太难，至少好过多数人。但他们依然选择了这条充满坎坷与危险的道路，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真正支持他们前进的是对于国家与民族的热爱，是对信仰的坚守。这种力量才是最可怕的。

“虽千万人，吾往矣！”正是这些人才真正成就了那句看似笑谈，却是真实的“天下何人不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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