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各部队在入朝之前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集训和准备。然而，这些准备的水平并不相同，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大家普遍知道，最早进入战斗的6个军中，42军和50军原本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垦部队，平时的任务是进行农业生产，武器装备大多已经存放在仓库里，军事训练几乎停滞。但鲜为人知的是，四野的38军、39军、40军虽然也是农忙和生产任务重，但他们的军事训练还是有一定保障的，甚至某些部队的生产任务远超过了训练任务。

13兵团的集结是在1950年初进行的，当时总部要求兵团既要抓战备，又要抓生产工作。然而，由于当时各级干部普遍认为国内的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对国际冲突的危机认识不足，因此实际工作中生产任务占了很大比重，军事训练的力度相对较弱。兵团政治部主任杜平后来向总政主任罗荣桓检讨时提到，部队在执行生产任务时采用了拼命主义方式，导致大量官兵体力消耗过度，部分武器装备损坏，甚至影响了部队的作风。直到1950年8月，东北边防军才正式进入训练状态。当时，兵团的领导干部开会讨论认为，美军过于依赖技术装备，尤其害怕后勤补给线被切断，而我军恰恰擅长迂回穿插，而朝鲜北部复杂的山地地形正好能放大我军轻步兵的机动优势。因此，他们认为，入朝作战的最佳方式就是山地进攻。

13兵团作为一支久经战阵的精锐部队，尽管从未与美军直接作战，缺乏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但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对战争规律的深刻理解，在出国作战前两个月就确立了当时看来相当正确的战术原则，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后来的验证。四野的部队战术水平普遍较高，训练方法独特且有效。在进入朝鲜之前，13兵团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突击训练，重点练习了四快一慢三猛战术三三制一点两面等传统战法，这些正是四野的拿手本领。

与美军作战时，首要任务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对抗坦克和飞机。虽然我国在国内战争中积累了一些反坦克和防空的经验，但这些经验与入朝作战的烈度相比，显得远远不够。再者，建国初期许多老兵已经复员，大量新兵甚至没有见过坦克和飞机。有些部队反坦克作战经验几乎为零，他们通过几辆废弃的日本关东军坦克进行教学，但训练效果并不明显。战士们反映，虽然学了一些理论，但由于没有实际的坦克和反坦克武器，实践的机会太少，最终只是纸上谈兵。

相比之下，39军作为四野的头号王牌军，反坦克作战的训练效果更好。师长汪洋深入研究了苏军在二战中对坦克的打击方法，并根据这些战术开展了全师的训练。由于我军缺乏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等反坦克武器，战斗中依然主要依靠炸药包和爆破筒等传统手段。与反坦克作战相比，防空的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在入朝作战之前，我军并没有有效的防空手段，战士们对敌机普遍存在畏惧心理。在国内战争中，虽然有一些经验对付坦克，但对付飞机几乎没有任何有效方法。一开始，部队指挥员鼓励战士们积极对空射击，但经过实战证明，轻武器对空射击很难命中敌机，反而容易暴露目标，给敌机带来更精准的打击，因此很快这种方式被明令禁止。

防空手段的不足，以及训练的缺失，成为了导致志愿军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直到战斗后期，志愿军才真正意识到制空权的重要性，认识到要想在现代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有效控制空中优势。13兵团在战前的两个月集中训练，成效显著。部队的战斗力迅速恢复，尤其在山地强行军、反坦克等方面，比以前更为强大，这体现了四野部队较高的正规化水平和训练方法的高效性。13兵团的优异表现和战功，就是最好的证明。

与13兵团相比，其他野战军的部队在入朝前的准备相对不足，训练情况也存在不少问题，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66军原本并没有入朝作战的任务，但由于第一次战役时，我军主力集中在清川江以北地区，西线牵制敌军的力量不足，需要紧急调兵。66军驻防在天津，是离战场最近的部队，因此被总部紧急调往作战。从接到任务到出发，66军仅用了4个小时。

66军此前主要承担生产任务，几乎没有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战士们也没有做好战争的思想准备，战前的动员和武器弹药的分配都是在路上临时进行的，这无疑影响了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50军的情况与66军类似，原本该军计划拆分并部分改编为炮兵，但因为战场形势变化需要该军紧急入朝，因此思想准备和训练基础都不足，武器装备也不齐全，导致在前两次战役中遭遇了一些损失。不过，50军在第三次战役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战斗力，一战成名。 最为缺乏准备的部队是3野的9兵团。原本该兵团承担了攻台任务，进行水上作战训练，直到9月解除攻台任务后，才调整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原计划是训练三个月后再赴朝。然而，由于战事紧急，彭总决定在第二次战役中派遣9兵团支援长津湖作战。此时美军第10军东线急速推进，兵力分散，9兵团正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长津湖战役中取得了重大战果，但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长津湖战役中，9兵团全歼了美军的北极熊团，并缴获了他们的团旗，这面团旗如今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在军博。这一战，9兵团在大获全胜的同时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