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口号起源于清朝末期，成为了那个时期许多军政领导人的目标。从晚清到民国，很多人都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最终能够打败洋人，甚至梦想着能够征服欧洲、吞并日本。然而，实际情况是，无论清朝还是民国，虽然引进了外籍教官，却并未真正学到先进的军事技术。

例如，清朝的中堂李鸿章，他请来的外籍教官与奥斯曼帝国的操作差距颇大。李鸿章请教官的方式并不高明，他不愿意自己出钱，结果是克虏伯公司代为承担了费用。李鸿章在接待克虏伯公司的军火推销员瑞乃尔时，认为这位曾是普鲁士军官的人才不错，于是直接将其聘为淮军的教官。克虏伯公司看到李鸿章如此热衷于军事，就主动为他招聘了德国军官李劢（音mai，意味着卖力）来担任淮军的军事顾问。类似的操作就像德国大众自掏腰包聘请施拉普纳为中国足协教练，虽然施拉普纳并非顶级教练，而李劢也是个枪炮技术方面的专家，他的著作几乎都围绕着克虏伯大炮的使用技巧，像《克虏伯炮图说》、《克虏伯炮操法》、《克虏伯炮表》等，对淮军有些用处，但更多的是为了推销克虏伯公司的产品。

中法战争爆发后，李鸿章才急忙从淮军的小金库中掏出钱来，一口气聘请了24位德国军官，希望他们能帮助淮军打败法国军队。这些德国军官也教给了李鸿章一些基本的散兵线战术，指出淮军的作战阵型太密集，但李鸿章和淮军的将领并没有采纳这些建议。在1875年，李鸿章派遣了卞长胜、刘芳圃、查连标、袁雨春、杨德明、朱耀彩、王得胜七位淮军军官赴德留学。这些留学生并未进入正规德国军校，反而是在李鸿章的安排下，第一年在斯巴达军营做适应性训练，第二年学习地图绘制技巧，第三年则是学习如何带排。至于土木工程、炮兵射击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课程，李鸿章从未考虑过。

李鸿章的留学计划显得过于理想化，而淮军的学员素质也让友国感到惊讶。开学的第一年，卞长胜、王得胜和朱耀彩这三位学员就因表现不佳被德国军官赶出了军营，只能借助克虏伯公司的关系，在德国波鸿的兵工厂里实习。卞长胜和王得胜在兵工厂还因为不安分与德国军官发生冲突，最终被赶出德国。其他几位淮军学员如杨德明、查连镖、袁雨春、刘芳圃的外语能力也非常差，甚至连基本的德语军事术语都没能学全。尽管淮军派遣了不少留学生到德国，但进入正规军校的几乎没有，连后来的著名将领段祺瑞也只是去克虏伯兵工厂做过临时工。所以，段祺瑞的战术能力较弱也是可以理解的。

更严重的是，淮军的指挥官虽然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但在具体战术上仍落后于时代。虽然散兵线战术已经成为主流，淮军仍然用排队射击的密集队形与日军对抗，结果自然是被日军击败。淮军请外籍教官的效果并不好，北洋军请来的日本特务青木宣纯也没有做出多少实质性的贡献，反而利用职务为日军提供了情报，差点让吴佩孚在日俄战争中丧命。

在清末民初，许多中国军官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但日本的教官教给他们的内容已是过时的技术。例如，日军已经普及了火炮的间接射击法，而中国的留学生根本没能学到这些现代技术。民国时期，俄国的白俄军官也纷纷来中国担任军校教官，这些败军之将的教学质量低下，甚至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例如，白俄将军托玛舍夫斯基曾鼓动少帅阎锡山挑起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的后果显而易见。

与晚清和民国的情况相比，奥斯曼帝国和日本却在引进外籍人才、学习先进经验方面做得更好。奥斯曼帝国曾聘请过比李鸿章的外教高得多的毛奇等顶级军事人才，而日本则让秋山真之成为马汉的学生，他们都能够从西方引进最顶级的陆军和海军技术。近代中国的军队在这一点上，类似于中国足球队，尽管请了外教和外援，但始终未能学到真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