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鲜为人知的胡汉文化融合史。

鲜卑拓跋给中国历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经纬度新书《从草原到中原：拓跋鲜卑的历史与文化融合》为你全面解读鲜卑拓跋的诞生和发展，讲述游牧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历史。

读懂了北魏的发展史，也就明白了隋唐帝国从何而来。

摘自《从草原到中原：拓跋鲜卑的历史与文化融合》

文 | 松下宪一

1980年的大发现

《魏书·序纪》中提到的大鲜卑山究竟在哪里？《魏书·乌洛侯国传》提供了一个线索。

乌洛侯国位于地豆于国的北方，距离代都四千五百多里。……该国西北方有一条完水，向东北流入难水。其他小河流也汇入难水，最终向东流入大海。乌洛侯国西北方再行二十天路程，可到达于巳尼大水，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北海。该国在太平真君四年（443）朝贡，并报告该国西北方有先祖的旧居遗址。石室南北九十步（约135米），东西四十步（约60米），高七十尺（约18米），石室内供奉着神灵，百姓常在此祭祀。世祖（北魏第三代皇帝太武帝）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去祭祖，并将祝文刻在石室的墙壁上。

在北魏统一华北不久的太平真君四年（443），太武帝接到报告，称乌洛侯国西北有北魏祖先的遗址。于是，太武帝派遣李敞前往祭祖，并将祝文刻在石室的墙上。这一地点应当是拓跋部的故乡。因此，首先通过文献确定了乌洛侯国的具体位置。史料中的完水是指今额尔古纳河，难水是今黑龙江（阿穆尔河），于巳尼大水（北海）是指今贝加尔湖，乌洛侯国位于嫩江流域的大兴安岭一带。

基于这一成果，中国考古学家米文平推测“石室”应为一处大型洞穴，遂在大兴安岭一带展开洞穴调查。1980年，他在内蒙古自治区阿里河镇的嘎仙洞中发现了一块刻有太平真君四年铭文的碑文。

嘎仙洞 图源：国家民委

尾形勇在《中华历史纪行》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发现。当天下午四时，阳光透过洞口照射到洞内西侧的墙壁上。忽然，有人发现苔藓覆盖的墙面上露出了一个“四”字。惊讶之下，人们仔细辨认，发现下面有“年”字，上面则刻着“太平真君”，第三行写有“中书侍郎李敞”。就这样，记载在《魏书》中的碑文被发现了。

位于嘎仙洞内石壁上的石刻祝文拓片 图源：国家民委

这一碑文的发现，证明了嘎仙洞正是《魏书》所记载的“国家先帝的旧墟”的石室，也即拓跋部的故乡。这一重大发现震惊了世界，类似兵马俑的出土，对研究北魏史的学者而言，确认拓跋部的故乡这一消息无疑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我仍记得学生时代读到尾形的文章时，心中的激动与期待。

此后，中国考古学家宿白结合在内蒙古各地发现的鲜卑墓葬和《魏书·序纪》的记载，进一步揭示了拓跋部南迁的路线。这一观点如今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

对乌洛侯国的质疑

嘎仙洞碑文的发现是否意味着对拓跋部故乡的寻找尘埃落定了呢？毕竟，这一认定的依据是乌洛侯国的报告，那么乌洛侯国是如何得知这座石室是拓跋部祖先的遗址的呢？

根据《魏书·序纪》，拓跋部居住在大鲜卑山时期，直到宣皇帝迁往大泽为止，这大约是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即匈奴呼韩邪单于向西汉称臣的时期，距乌洛侯国的报告已有五百年之久。此外，《魏书·序纪》中也提到，拓跋部在当时并没有文字，而嘎仙洞中发现的碑文也是太武帝时期的产物。

那么，乌洛侯国认定嘎仙洞为拓跋部遗址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可能并没有明确的证据。那么，乌洛侯国为何选择在太平真君四年（443）这个时机进贡，并作出这样的报告呢？我们需要回顾当时的背景。

嘎仙洞 图源：鄂伦春自治旗文旅

公元439年，太武帝平定北凉，统一华北。自太平真君元年（440）起，太武帝多次北巡阴山。太平真君三年，太武帝在阴山北建造了广德殿，显然加大了对蒙古高原上北魏宿敌柔然的压力。太武帝通过向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族展示北魏的强大，试图促使这些部族脱离柔然的统治。在这种背景下，乌洛侯国感受到北魏的强大压力，因此主动前来朝贡。

乌洛侯国为了迎合北魏，声称其西北有北魏先祖的遗址，并有神灵驻守，灵验非凡。对正与柔然争夺北方霸权的太武帝而言，乌洛侯国提供的信息不仅对他有利，还能进一步强化北魏作为北方正统统治者的地位。因此，太武帝派遣李敞前往祭祀先祖，并将这一事件刻于石碑上。

碑文的修改

《魏书·礼志》也记载了碑文的内容，但与实际发现的碑文存在几处不同之处。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在于，《魏书·礼志》中的“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在碑文中写作“荐于皇帝天、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意思是向“皇帝天”（天神）与“皇后土”（地神）献祭，同时祭祀皇祖先可寒（皇帝的祖先可汗）和皇妣先可敦（皇后的祖先可敦）。可寒（可汗）与可敦是游牧国家中君主与后妃的称号。

需要注意的是，在蒙古语中，可汗与可敦分别为“汗”（哈恩）和“可敦”（哈图恩），而在匈奴语中则使用“单于”和“阏氏”。单于的意思是“广大的天之子”，是匈奴君主的称号，后来在东汉末至西晋时期，中原朝廷也开始将这一称号授予一些臣服的游牧部落首领。因此，乌丸和鲜卑也使用了单于的称号，但这是由中原朝廷授予的，而非他们本族的君主号。与此不同，可汗与可敦则是在此时期新兴的游牧国家的君主称号。

碑文明确写道，北魏皇帝既是中原皇帝，同时也是游牧君主的可汗。将“可汗”写入碑文，意在表明拓跋部才是真正的游牧君主，与柔然自称可汗的主张针锋相对。

此外，碑文中还提到了主持祭祀的另一个人物——库六官。库六官是拓跋氏的皇族成员，实际上，他才是此次祭祀的主持者。因为在拓跋部，只有帝室十姓才有资格举行祭天仪式。这场祭祀是作为游牧君主可汗的祭祀仪式，正如佐川英治所指出的那样。

在北齐时期，魏收编纂《魏书》时，删减和改动了碑文中不合适的部分，尤其是与游牧文化（胡俗）相关的内容，因为对于与西魏、陈争夺中原正统性的北齐来说，其前身北魏必须被视为一个中原王朝。因此，阅读《魏书》时，北魏看起来像是一个纯粹的中原王朝。

然而，胡俗的痕迹无法完全抹去，因为北齐的创立者主要是北魏时期居住在北方的游牧民。而且在魏收编纂《魏书》时，北齐的竞争对手西魏正在推行恢复胡俗的国策。因此，将北魏完全描绘为一个中原王朝，并不符合北齐统治者的利益，他们也希望展示自己继承了游牧民族的传统。正是在这种微妙的背景下，《魏书·序纪》才得以保存下来。

没有《魏书·序纪》，我们无法了解北魏建立政权之前的历史。从这一意义上，《魏书·序纪》对于北魏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魏书·序纪》所记载的内容并不全是历史事实，因此我们必须区分其中哪些是虚构，哪些是历史事实。

这种工作被称为史料批判，而史料批判的重要依据便是与史书同一时期的碑文、墓志等实物史料，因为它们保留了未经魏收修改的信息。嘎仙洞碑文正是这样的同时代珍贵史料。通过将其与《魏书》对比研究，可以揭示魏收是如何修改史料的，以及修改背后的意图。

《从草原到中原：拓跋鲜卑的历史与文化融合》

作者 [日]松下宪一

译者 黄溢哲

出版日期 2025.11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解读鲜卑拓跋的诞生和发展，讲述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历史。

拓跋部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鲜卑的其中一个部族。在3世纪建立部族国家，并在历史中正式登场。

在北魏还留有一些游牧社会的传统，与此同时，还因受到佛教文化以及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影响而加速了文化的融合，形成了文化形态。北魏在6世纪后分裂，拓跋部的人活跃在隋王朝和大唐帝国，成为令人骄傲的家族。从此，北方游牧民的子孙也在逐渐融入中国社会的同时将他们的传统带过来，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日]松下宪一，1971年生于日本静冈县。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东洋史学博士。现任爱知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要著书有《北魏胡族体制论》和参与编著的《教养的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