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面对文官集团的反击，魏忠贤是如何应对的？

#魏忠贤把持朝政#面对魏忠贤集团的日益强大，正直派官吏为了解除威胁，很需要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于是，在天启四年六月一日，杨涟上了有名的二十四罪疏，对魏忠贤进行愤怒的弹劾。这个奏疏，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无情地揭露了魏忠贤二十四方面的“大罪”。其中包括“亲乱贼而仇忠义”;“颠倒铨政，掉弄机权”;横行宫内，谋害妃嫔；滥邀恩荫，“要挟无穷”;操纵东厂，“快私仇，行倾陷”;“恩多成怨”,对皇帝“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释”等。

最后，奏疏又用简洁而富有鼓动性的语言，指出了魏忠贤权大震主的势焰，坚决要求对之加以严惩，其中说：“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畏祸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间或奸状败露，则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缝。甚至无耻之徒，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积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贤已往涿州，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天颜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灵尚尊于忠贤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么磨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于外，用消隐忧，臣死且不朽。”

杨涟此疏，可说火力相当猛烈，史称：“疏上，忠贤惧，求解于韩炉。炉不应，遂趋帝前泣诉，且辞东厂。”②但魏忠贤很快就摆脱了危机，因为深受熹宗喜欢的客氏，在事情发生后，急忙“从旁剖析”,与他紧密勾结的司礼监太监王体乾等也在熹宗身边千方百计地为之开脱，从而使得熹宗“懵然不辨”好坏，遂“温谕留忠贤；而于次日下涟疏，严旨切责”,说他“借端沽直”,“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杨涟的这次上疏，可说是正直派言吏对魏忠贤集团的一次决战，杨涟败下阵来之后，双方的斗争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直派官吏开始丧失自己在朝廷上的优势地位，而魏忠贤集团则开始进一步招收朝野的邪恶派人物，逐渐走上垄断朝政的阶段。

在这次决战中，明熹宗站在了魏忠贤一边，并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说明明熹宗是一个昏庸的皇帝，明代历史一再表明：在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时代，在定的范围内，君主的意旨及其昏庸与否对历史的发展面貌常常是决定的因素。杨涟上疏后，又有御史黄尊素、李应昇、袁化中，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抚宁侯朱国弼等，先后上疏继之，总数不下百余(一说数十),“或专或合，无不危悚激切”,“论忠贤不法”,但结果都是被“传旨切责”。大学士叶向高及礼部尚书翁正春“请遣忠贤归私第以塞谤”,得到的圣旨也只是“不许”。

这时，魏忠贤已经站稳了脚跟，正直派官吏想要动摇其地位，已不再可能了。非惟如此，魏忠贤本来就对正直派官吏不满，一有机会便向之发动进攻；现在站稳了脚跟，正直派官吏的交章相劾，必然要招致其更大的仇恨，从而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从这年六月中旬起，一直到这年年底，这种反扑一次接着一次，其中主要的有如下几次：杖死万燝。万燥，南昌人，“少好学，砥砺名行”,举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

天启初，历任工部营缮主事、虞衡员外郎、屯田郎中。当杨涟等弹劾魏忠贤、“率被严旨”后，他十分愤怒即“抗章极论”,揭露魏忠贤不肯拿出内官监的废铜器以助光宗的陵工，而在香山碧云寺为自己营造的坟墓，却“规制弘敞，拟于陵寝”。疏入，被廷臣交章弹劾搞得怒火中烧而“无所发忿”的魏忠贤，遂决定“借爆立威”。在他的操纵下，万燥被下令午门前杖一百，斥为民，时为六月十七日。“已刻旨下，随有内侍数十辈蜂拥燝寓，将爆摔发牵衣而去。自寓至午门三四里，一路拳踢棍殴。至午门，已气息奄奄矣。及行杖，又痛加箠楚”,至七月七日即“殴毒并作”而卒。

叶向高于天启年间第二次出任首辅后，已经“不能謇直如神宗时”,但毕竟是正直派官吏，因而仍“数有匡救”,经常引起魏忠贤集团的不满，魏忠贤“时毛举细故，责向高以困之”。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魏忠贤杖过万爆后不久，又为了“倾向高”,制造了逮杖林汝翥事件。林汝翥是叶向高的同乡，时任巡城御史。不久前曾因事杖责过两个太监。及万燝被杖后，魏忠贤忽“矫旨杖之”。林汝翥闻讯秘密逃出京城，投奔遵化巡抚邓渼处。

于是有“阉人缇骑百余”声称林汝翥藏于叶向高寓邸，直入寻找，“辱及妇女，嫚骂坐索”。“向高奏之”,方才撤走。后来邓渼把林汝翥的行踪报告朝廷，林汝翥最终仍被逮捕行杖。在这一事件中，叶向高作为一个当朝首辅，竟被“阉人缇骑”骚扰私宅，太失“阁臣体面”,因而坚持要求解职。七月初句得到批准，中旬离开京城。叶向高之解职，实质上也是被魏忠贤玩弄花招、逼逐而去。

罢黜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等。天启四年(1624年)秋冬之交，山西缺巡抚，河南布政使郭尚友欲出任此职，而吏部尚书赵南星认为太常卿谢应祥“有清望，首列以请”。“既得旨”,魏广微的心御史陈九，受魏广微的指唆，诬称谢应祥曾任嘉善知县，更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出其门”,“大中以师故，谋于文选郎(夏)嘉遇”,“言于南星““而用之”,此系“徇私”,“当斥”。魏大中、夏嘉遇硫辩，“语侵九畴。九畴再疏力诋，并下部议”。赵南星及时任左都御史的高攀龙“极言应祥以人望推举，大中、嘉遇无私，九畴妄言不可听”。魏忠贤见状大怒，“矫旨黜大中、嘉遇，并九畴”,各降三级调外(到这年十二月又令魏大中“回籍听勘”)。

另外，还斥责赵南星、高攀龙等“朋谋结党”。赵南星“遽引罪求去”,“忠贤复矫旨切责，放归”。第二天，高攀龙“亦引去”。时为这年十月中旬。不久，高攀龙又被削籍。削陈于廷、杨涟、左光斗之籍。吏部尚书赵南星既罢，左侍郎陈于廷署部事。大学士魏广微传魏忠贤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许擢(陈)于廷总宪”。但陈于廷不肯服从，及会推，他与有关大臣以正直派官吏“乔允升冯从吾、汪应蛟名上”。魏忠贤大怒谓会推受到陈于廷及左副都御史杨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的把持，所推“仍南星遗党”;时杨涟“注籍不与”,乃谓其为“佯为不知”,“注籍躲闪”。于是矫旨斥责三人“恣肆欺瞒，大不敬，无人臣礼，都着革了职为民，仍追夺杨涟、左光斗诰命”。时为天启四年(1624年)十月二十八日。

叶向高第二次解除首辅之职后，韩为首辅，“每事持正，为善类所倚”,深为魏忠贤集团所厌。按照例，“阁中秉笔止首辅一人”,而深结魏忠贤的大学士魏广微“欲分其柄”。于是，魏忠贤于天启四年十一月四日为之传旨，“责辅臣票拟失当”,“复谕次辅，勿坐视依违”。

韩矿见状，知道自己已为魏忠贤集团所不容，即“抗疏乞休”,毫不客气地批评魏忠贤干政造成的混乱。疏上，魏忠贤矫旨斥其“归非于上”、“悻悻求去”,要他“驰驿还籍”。其他大学士请“加以体貌”,魏忠贤不予理踩。时为十一月十九日。“圹去”,乌程人朱国祯依资为首辅。他也是正直派人物，魏忠贤集团仍不相容。十二月，由于“逆党李蕃”的弹劾，“引疾”而去。当时因为魏忠贤“谓其党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恶，可令善去””,因而朱国祯之去，得到较为体面的待遇：“加少傅，赐银币”,“遣行人送归，月廪、舆夫皆如制”。

朱国祯离任后，首辅之位落到魏忠贤集团的顾秉谦手中。天启四年(1624年)下半年，魏忠贤除对正直派官吏进行反扑外，还大力提拔任用邪恶派官僚，以壮大自己的集团。如同年十一月矫旨，令同党“被察徐大化、年例外转孙杰，俱擢京卿”,原给事中霍维华等，“俱起复原官”。十二月，起徐兆魁为吏部左侍郎，以占据陈于廷空下的职位；以乔应甲为副都御史，以占据杨涟空下的职位；以王绍徽为佥都御史，以占据左光斗空下的职位。

另外，这一月，阮大铖也得到了“准即与推用”的圣旨。为了使提拔邪恶派官僚事宜不受阻拦，这时的圣旨，多不通过内阁票拟等正常手续，而由宫中直接发出，被称“中旨”。这种不正常的做法，令“朝端以为忧”。于是党附魏忠贤的给事中李鲁生上疏称：“执中者帝，用中者王，旨不从中出而谁出？”这一诡辩，使举朝大骇”,而魏忠贤得此疏解嘲，从此利用“中旨”更加肆无忌惮。天启四年年底之后，首辅落人魏忠贤集团之手，“公卿庶僚”也多其“私人”,“天下大柄”可说是“尽归忠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