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1860—1916）》为历史学家张玉法的学术代表作，是一部研究中国工业初期发展演变的奠基性著作。作者率先将近代中国工业分为外资工业、官办工业、官督商办工业和民营工业四方面，并逐一进行探讨。全书数据丰富，资料扎实，呈现了大量历史细节。除充分利用资料汇编性书籍，作者还大量运用外文档案、地方志与报纸、杂志、年鉴中的有关资料，对上万家工厂的庞杂史料做了深入梳理。本书不仅有宏观考察，还有对各工业类型的整体运作，包括工厂组织、原料取给、机器与动力、技术与工人，以及生产运销等方面的论述。书中部分结论，对我们当下的建设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1860—1916）》，张玉法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外资工业的侵入

所谓外资工业，指主权属于外国人的工业，基本上必须是外国人管理，大部分为纯外国资本，或国人亦有少许投资者。有的用中国原料、中国工人，有的用外国原料、外国工人，有的用外国原料、中国工人，有的用中国原料、外国工人；机器和技术则多来自外国。

外资工业的建立，始于1840年代，迄于1894年间，先后建立者，据作者统计，有一百四十二家。本章作者之统计，均据此表。其他的统计，亦显示在1895年以前，外国资本已大量在中国活动，如一种统计显示，截至1865年底，上海一地即有外国商家七十八家、银行十一家、经纪商十三家、商店十四家，其他各种商行二十一家，船坞三座，共一百四十家，其他各地先后所兴办的船坞以及制丝、制茶、制烟、制糖、制药、轧花、电气等工厂，尚不计算在内。另一种统计显示，在1895年前大约有一百零三家外国工业企业在中国成立。这些外国工业企业，大部分在上海；在甲午战前，上海的外国人投资额，约占全国外资的一半。

清政府最初对外国人在中国设厂制造并不限制，通商口岸和外国租界早已有外国人所开设的新式工厂。外资工业与本土工业发生冲突最初主要在纺织业方面，1875年在印度加尔各答经营纱厂的英商曾至上海视察，拟在上海投资。到1877年英商即公开招股，组设机器织造公司，拟集资三十万六千元（二十万两），分为两千股。但由于当时华商在上海所筹设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受到土布业者的反对，外商对投资于棉织业乃踌躇不前。到1882年李鸿章奏准上海机器织布局专利十年，在此期间，不许中外商人设厂与之竞争，此后十余年间，外商欲在上海设纺织厂，因而引起中外交涉者有好几起。

1882年，有美商丰泰洋行经理魏特摩、英商祥生船厂经理格兰特等成立上海纺纱公司，拟经营纺纱，并假托华商王克明、俞少山二人（为丰泰洋行和祥生船厂买办）名义招股，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其妨碍专利，表示反对。美商以领事、公使为奥援，借口中外条约有“并准工作，平安无碍”等字样，并以纺纱、织布互不相碍为词，再三交涉，总署认为“工作”是指彼此雇用华洋人员协助工作，从无准许洋人改造土货之语，且不许华商另行设厂，焉能允准洋商建厂?总署竭力辩阻，美方仍不让步。后来两江总督左宗棠借口王克明曾勾通太平军，命王到案受审，美商设厂的企图，才被迫放弃。

1888年，日商三井物产会社不顾上海道的反对，联合英、美、德三国商人在上海浦东设立机器轧花局，订购英国机器，李鸿章虽于9月间下令禁止该厂的开设，但日商悍然不顾，继续购机建厂，次年正式开工。轧花局拥有轧花机三十二架，每日产量九十担，多输往日本。资本一千五百股，每股七十七元（五十两），共十一万五千五百元（七万五千两），1891年分付股息为10%。日商设轧花局既未受到有效的禁阻，外商遂竞起效尤，如英商美查洋行未经海关验收，擅运机器，在沪开设棉籽榨油厂，制造肥皂。1894年春，该行又欲以同样手法，运进涤油机器，当时正在规复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93年焚毁）的盛宣怀，以为是造棉籽油的机器，电请总署阻止，谓沪局正拟推广造棉籽油，购机自办。但英商谓所运机器系制造肥皂洗涤油污之用。李鸿章以肥皂机器进口设厂事已数年，沪关未加查阻，运进机器已成定局，令上海道“查明放行”了事。同年又有怡和纱厂之案，怡和纱厂的纺纱机二万锭未经许可，于1894年春运抵上海，请海关放行，引起盛宣怀的注意，急速电请总署加以禁止。延至1895年4月间，以英方多方交涉，不肯让步，华方乃议由上海机器织布局出资购买，然次月《马关条约》许外国人设厂的消息传来，英人据之以争，中国抗拒外资侵夺的努力遂归失败。

中国抗拒的外资工业，主要是使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早期对小厂的限制并不多，故在1895年以前，外国人能于各地建立工厂百余处。但在1880—1890年代，李鸿章为保护上海机器织布局而禁止在华洋人等再以机器设局。1893年李鸿章有电致总署云：

鸿章历年不准洋商在通商口岸仿造土货，惧夺华民之利，今华人纺织洋布，岂容洋商违章侵夺？……如查系手摇机售与乡民者，应准放行；如系大宗机器，纺织洋布纱，必须遵章扣留，保我自主权利。

可见李鸿章所要禁止的，是外国人在中国设立机器大工厂，并不反对以土法制造。

无论如何，自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在中国设厂并未遇太多阻力；今建厂既受阻碍，乃设法使在中国建厂变成条约规定的权利。这是日本在《马关条约》中亟欲攫取此项权利的重要原因。《马关条约》第六款第四项规定：

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

又规定：

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自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

次年10月，总署与日使林董换文又约定：

日本政府允中国政府任便酌量课机器制造货物税饷，但其税饷不得比中国臣民所纳加多或有殊异。

依据这些规定，日人不仅可任意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设厂，且得与受保护之华厂享同样优待，即产品销售时，只缴征税，不纳厘金。甲午战前，中国在协定关税的束缚下，虽不能任意提高洋货的进口税以保护华商，但华商尚能以廉价劳力与节省运费，作为参与竞争的有利条件，现在由于外商来华设厂，并与华厂享同等待遇，这些凭借便不存在。

《马关条约》有关日人设厂的条款，对外资工业的发展有推长助成作用，当然对基础未固的本土工业即产生扼窒作用。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看到事态的严重性，于1895年4月间《马关条约》签字时，急速电奏云：

改造土货，中国工商生计，自此尽矣！……可否敕下王大臣等迅速会议，设法补救？

嗣后张之洞又致电总署云：

各省口岸城邑，商业、工艺、轮船处处任意往来，任意制造，一网打尽，华商生路尽矣！日在华制造土货，亦照洋货纳税，各国效尤，如何能拒，厘金亏矣！

但皇帝与总署对此事都没有办法，张之洞除感叹之外，只好积极发展中国商务，俾其与外资工业竞争。《马关条约》订立以后的几年，江苏及上海地区华商所办的纺织业陡起，可以说是因为受到张之洞的鼓励。

甲午战后，华商竞起的情形，此处不论。日人既在《马关条约》中获得在中国各口岸设厂的权利，而其他国家又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而亦获享此权利，于是外商首先对看好的纺织业大量投资。在1895年一年内，外国人在上海设立的纱厂有四家之多，即英国的老公茂纱厂和怡和纱厂，美国的鸿源纱厂，和德国的瑞记纱厂。到1897年初，上海一地的中外纱厂多至二十六处，工人七千六百八十人，年产量一百六十万磅。当时全国华洋纱锭数共三十九万五千锭，外资纱厂占40%，共十五万八千锭。

甲午战后外资工业在中国的发展，自然不限于棉纺织业，亦不限于日本，一种统计显示：在1895—1913年间，具有十万元以上资本的外国机制厂和采矿企业增添一百三十六家（其中四十家中外合办的公司，实际上是在外国控制下），总资本为一亿零三百十五万三千元。据作者统计，1895—1916年间新创办的外资工业（不包括矿业），共达三百三十七家。若与甲午战前相比，1841—1894年的五十四年间共创办外资工厂一百四十二家，平均每年26家，1895—1916年的二十二年间共创办外资工厂三百三十七家，平均每年153家。外资工厂入侵的严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