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1922-2011）作品

1900年10月14日，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在给好友弗里斯的信中写道，他正在治疗“一名十八岁的女孩”。这名被弗洛伊德称为“多拉”的女孩饱受漫长的癔症之苦，情绪低落、精神涣散，混杂着忧郁与愤怒。在他看来，病症不是凭空袭来的怪物，而是灵魂深处无法言说的情感借身体发出的声音。要消除癔症症状，就必须解开无意识的束缚，使受抑制的精神碎片重见天日。在治疗谈话中，多拉倾吐出了破碎的人生故事与两个相对完整的梦。弗洛伊德从这些充满象征和转义的碎片中析解出了意义，并将其组织成了更完整的心灵图景，揭开了多拉无意识中潜藏的秘密。

治疗进行了大约三个月。几个星期之后，弗洛伊德迅速写就了以《梦与歇斯底里》为题目的一篇案例史，将它称为“我迄今为止写下的最为精妙的作品”。彼时，他刚刚出版《释梦》。他在书中基于对自身梦境的分析摸索出了梦的解析技术，却遭到了维也纳学界冷遇。多拉的梦境为他打开了以真实病例验证分析技术的空间，这部案例史也因而真正奠定了其精神分析生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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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解析于真实病例中初放异彩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生涯的真正开端

本书是弗洛伊德以实例来验证释梦理论的起点，堪称弗氏精神分析生涯的真正开端。透过这部奠基性作品，读者可以窥见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与治疗技术的鲜明特点与内核。

《多拉》后记

文 | 弗洛伊德

来源 | 以阅读之名

在一段精神分析治疗中，症状的新的形成——人们也许可以说——通常被中止了。然而，神经官能症的生产力绝不会消失，而是忙于创造一种特别类型的、大多是无意识的思维构造；人们可以称其为“移情”。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移情是什么？它们是那些会随着分析的前进而被唤醒并进入意识的冲动与幻想的翻版或者摹本；这一种类的特性，就是用医生本人替代此前的某个人。换句话说，早先一整个系列的心理经验——并非作为过去的东西，而是作为当下与医生本人的关系——都会被复苏。其中的一些移情，除了替代对象之外，在内容上与其模板绝无任何不同。沿用同一个比喻，这就只是单纯的重印、未加修订的翻版。另一些则做得更为精巧；它们在内容上会弱化，经受如我所说的升华，并且，凭借对医生个人或其周遭环境之某个现实特性的灵巧利用，它们甚至有能力进入意识。这就不再是重印，而是新的修订。

玛丽·波拿巴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如果要深入探讨分析技术的理论，那么人们会洞察到，移情是某种必要的东西。在实践中，人们至少可以确信，不论以何种手段都无法避免移情；而且对于疾病的这种最终产物，人们必须像对付先前的所有其他疾病产物一样来与其斗争。迄今为止，这部分工作是最艰难的。释梦、从患者的闪念中提取无意识的想法与记忆，以及同类的转译技法，是容易习得的：在这里，患者本人总是会提供文本的。唯有移情必须被近乎独立地、基于最细微的线索猜出，而避免流于任意。要绕开移情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被用于设立各种障碍，以使治疗的材料变得不可及；还因为只有当移情被解除之后，患者才会确信在分析中建立起来的关联的确定性。

人们会倾向于将这视为本已不便的方法程序的重大缺陷，这一移情通过产生一种新的病理性心理产物而增加了医生的工作。人们或许甚至会从移情的存在推论出，患者会受到分析治疗的伤害。这两者都是错误的。医生的工作不会因移情而增加；他是否必须战胜患者身上与他本人或他人有关的冲动，对他来说可以毫无分别。治疗也并不会借助移情向患者强加他原本不会进行的新任务。在某些排除了精神分析疗法的机构中，神经官能症的治愈也会发生；但如果人们可以说，癔症是由医生而非方法治愈的，如果患者对通过催眠暗示将他从症状中解救出来的医生，通常会产生一种盲目的依赖与持久的束缚，那么对这一切的科学解释都存在于通常由患者指向其医生个人的“移情”之中。精神分析的治疗并不创造移情，它只是揭示了它们，就如同揭示许多其他隐藏在灵魂生活中的事物一样。区别仅仅表现为：患者为其治愈所自发唤起的仅仅是温情与友善的移情；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患者就会尽可能快地摆脱对他缺乏“同情”的医生，免遭他的任何影响。在精神分析中，与此相反，根据变化的动机系统，患者的各种冲动，包括敌意在内，都会被激起，经由被转化成意识而为分析所用——在这一过程中，移情会一次又一次被摧毁。虽然移情似乎注定是精神分析的最大障碍，但如果每次都能被猜中并转译给患者，那它就会成为精神分析最有力的助手。

伊达·鲍尔（Ida Bauer），即弗洛伊德的病人“多拉”

我必须要讨论移情，因为只有通过这一因素，我才能够说明对多拉的分析的特点。该分析独特的明晰性是其优点，也使它适合成为首个介绍性的出版物，［不过这种明晰性也］和导致该分析提前中止的严重不足密切相关。我未能及时掌控移情；由于她在治疗中乐意向我提供致病性材料的一部分，我忘了留意移情最初的一些迹象，她［那时］用同一材料中我不知道的其他一部分来酝酿移情。起初是清楚的，在她的幻想中我替代了［她］父亲，我们的年龄也接近。她也一直有意识地将我与他比较，忧心忡忡地想弄清楚我是否对她完全坦诚，因为［她］父亲“总是偏爱秘密和拐弯抹角”。然后出现了第一个梦，在其中她告诫自己要离开治疗，就像当时离开K先生家一样，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本应该警醒，并规劝她：“现在您产生了一个从K先生到我的移情。您是否有点察觉到，您推断为恶意的东西和K先生的恶意（不管是直接地还是以某种升华［的形式］）相似；或者您是否在我这里发觉了，或从我这里认识到了［某种］迫使您产生爱慕的［东西］，就像从前在K先生身上［发生的］那样？”那么，她的注意力就可以调整到我们的交流、我的人格或我的情况中的任一细节上，而在［这一细节］后面隐藏了涉及K先生的某些类似但重要性不同的东西；而且经由解开这个移情，［对多拉的］分析本可以通往记忆中很可能符合实情的新材料。然而，我没有听见这最初的警报，自认为由于移情不会进一步发展，而且可供分析的材料尚未枯竭，所以还有充裕的时间。因此，移情让我深感意外，而且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我让她想起了K先生，她就像想要报复K先生那样报复我，并且像她相信自己被他欺骗和抛弃那样离开我。这样，她就将记忆和幻想中的实质部分付诸行动，而不是在治疗中重现它。［至于］那未知的原因是什么，我自然不知道：我猜测可能和钱有关，或者是［出于］对另一位女病人的嫉妒——那位病人在痊愈后和我家保持了联系。当在分析中提前纳入移情时，分析的进程会变得不明朗并放缓，但它在突发的不可抗的阻力面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伊达·鲍尔，和她的哥哥奥托·鲍尔（Otto Bauer）

在多拉的第二个梦中，有几个清晰的关于移情的暗示。当她告诉我这个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两天之后才明白）我们只剩下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了；她在《西斯廷圣母》前就是用了这么长时间，她也通过改正她没走的绕湖一周的时间（两小时而不是两个半小时）传达了这一点。梦中的努力与等待——它和在德国的那位年轻人有关，并源于她等待K先生来娶她——几天前已经在移情中表达了：对她来说这个治疗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她没有耐心等这么长时间了，而她在最初几周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听着我告知她完全康复需要大约一年，并没有［表达］这样的抗议。她在梦中拒绝陪同，更想独自前往，同样的情况可追溯到［她］参观德累斯顿的画廊时，而我［也］确实在确定此事的那天体会到了这一点。她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所有男人都如此丑恶，我宁愿不结婚。这是我的报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诊疗室

残忍的冲动与复仇的动机，都已经在患者的生活中被用于维持症状，如果它们已经在治疗中移情到了医生身上，那么在医生有时间通过追根溯源的方法将它们从自身剥离开之前，从患者的状况中看不出治疗的效果也不足为奇。在患者对医生的报复中，最有效的手段难道不就是用她本人来展现这名医生的无力与无能？然而，即使面对像多拉的案例这样碎片化的治疗，我也倾向于不去低估治疗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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