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很长。

对于一款互联网产品来说，几乎足以跨过一个时代。技术几经更新，参与者来来去去，许多曾经熟悉的应用已经从手机屏幕上消失。

但，“团圆”仍在运行。

全国6000多名打拐民警使用它发布和核查信息，33家互联网平台联手把失踪儿童的照片、衣着和失踪地点，推送给附近最可能提供线索的人。

2026年5月15日，“团圆”系统上线整整十年。当天，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公布了一组数字：十年来，系统共发布5213条儿童失踪信息，警方和社会各方找到了5137名儿童，找回率达到98.5%。

这5137个孩子，有的是在陌生的人群中迷了路，有的与家人争执后离家出走，有的卷入家庭纠纷，也有人遭遇拐卖。寻找有时只持续几个小时，有时延续十几年、二十几年。

但每一次寻找，都要先让准确的消息抵达可能见过孩子的人。

“团圆”最初要解决的，就是怎样让这条消息跑起来。

让消息跑起来

2015年底，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找到阿里巴巴，希望借助互联网建立一套儿童失踪信息发布平台。

公安部的需求很直接：“找孩子。”

时任阿里巴巴首席风险官刘振飞听完，直接撩起了袖子，他的手臂上刻着自己的名字。小时候在河南，拐卖儿童的事常有发生。他当场拍板：“找孩子是吧？做啊，咋不做啊。”

程序员却无法把这三个字直接写成代码。谁来核实失踪信息？谁有权发布？消息应该发给哪些人？孩子离开得越久，寻找范围怎样扩大？不同地区的民警又如何同步线索？

第一次坐下来讨论时，民警和程序员甚至听不懂彼此的语言。几轮沟通后，目标被归纳成八个字：“全民参与，天下无拐。”

2015年11月25日，“阿里巴巴打拐办”公益项目组正式成立。项目组只用一周便凑齐了11名志愿者，成员来自技术、产品和设计等岗位。所有人都利用业余时间开发，不计入KPI，项目也不支付报酬。

四个多月后，“团圆”系统基本成形。项目组把“找孩子”拆成三项核心功能：民警核实并统一发布信息，减少假消息；系统以孩子失踪地点为圆心，一小时推送100公里，随后扩大到200公里、300公里，最远500公里；全国6000多名打拐民警通过钉钉录入、审核和同步信息，减少电话、传真和层层传递信息耗费的时间。

团队最初讨论过开发一款专门的寻人APP，很快又否决了这个方案。儿童失踪是低频事件，很少有人会提前安装一个可能永远用不到的软件。

项目组最后确定了另一种思路：“最好用户手机里有什么APP，什么APP就能发挥作用。”

高德地图、微博、淘宝、支付宝等应用先后成为信息出口，腾讯、百度、360等平台后来也加入进来。普通人不必主动寻找“团圆”。附近一旦有孩子失踪，消息会通过他们原本就在使用的应用抵达。

2016年5月，“团圆”进入上线前的最后一次测试。

5月13日晚，各地民警陆续清除模拟信息，屏幕上却留下一个陌生的名字：吉斯么吃作。

项目发起人魏鸿以为，河北民警漏删了一条测试数据。公安部很快回复：

这不是测试。

两个小时前，一名两岁女孩在衡水火车站失踪了。吉斯么吃作，就是女孩的名字。

女孩的父母带着她从四川前往河北。长途奔波后，两人在车站短暂睡着，醒来时，女儿已经不见了。监控画面里，一名男子带着孩子离开车站。

衡水警方将女孩的照片、衣着特征和监控中的男子传入系统。“团圆”通过高德地图、微博等应用向外推送信息。一名出租车司机看到提醒，想起自己不久前载过一个特征相似的孩子，立即向警方提供线索。

河北、河南两地警方一路追查。5月15日凌晨，他们在郑州找到了吉斯么吃作。

从父母醒来发现女儿不见，到一家人在郑州重逢，过去了32个小时。

几个小时后，“团圆”按计划正式上线。吉斯么吃作成了警方借助这套系统找回的第一个孩子。

「电影《失孤》剧照」

韩旭杰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正准备出门参加项目上线活动。

电视里播报到女孩获救的新闻，韩旭杰告诉母亲，警方使用的正是他和同事参与开发的系统。母亲听完，连早饭也顾不上吃，很快把新闻转到了朋友圈。她平时几乎从不发朋友圈。

韩旭杰一岁多时。母亲因药物过敏卧床休息，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从屋里晃到院中，随后失去了踪影。

邻居赶来帮忙。一位平时少言寡语的老人说，他看见同村一个人抱走了孩子，还指明了方向。韩旭杰的父亲带着同事追过去，把对方堵在屋里。争执中，那人衣服里掉出一张第二天前往武汉的长途汽车票。

假如再晚一天，寻找很可能会变成另一种长度。

三十多年后，韩旭杰成为阿里安全部门的程序员。公安部提出建立儿童失踪信息发布平台时，他很快加入了研发团队。在他和同事看来，程序员也可以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做公益：把办案流程变成产品规则，把一条求助信息写进代码。

但写完代码并不意味着结束。

全国使用系统的打拐民警超过6000人，各地的网络条件、办案习惯和操作水平不尽相同。研发人员无法逐个城市培训，200多名阿里志愿者又组成了培训团队，前往各地讲解系统，收集一线问题，再交给技术人员修改产品。

“团圆”逐渐从一个程序员项目，变成一套有人开发、有人培训、有人反馈，也有人长期维护的系统。

2021年，韩旭杰的母亲突然离世。他选择暂时离开阿里。走之前，他只提了一个请求：离开之后，我还能不能继续参与团圆的工作？

另一种寻找

系统上线以后，更多的挑战随之而来。

一次，贵州山区的一名民警进山办案。当地信号时断时续，他点击发布后迟迟没有看见反馈，只好反复尝试。等网络恢复，同一条儿童失踪信息连续发出了22次，附近用户的手机也跟着反复弹出提醒。

民警随后在官方微博解释原因并道歉。评论区里，许多人没有抱怨。有人说，只要能帮忙找孩子，多收到几遍也不要紧；也有人安慰民警，重复发送恰好说明他着急负责。类似的回复出现了300多条。

开发团队没有把公众的宽容当作系统可以出错的理由。他们重新检查流程，限制重复发送的次数。此后，各地民警遇到的操作问题、公众收到推送后的反馈，都继续回到志愿者和程序员手中，成为下一次调整的依据。

一套寻找孩子的系统，不能只在上线那天起作用。

不过，“团圆”最初解决的主要是正在发生的失踪。孩子刚刚离开，照片仍然清晰，警方知道准确的时间和地点，系统可以跟随孩子可能移动的方向不断扩大推送范围。

那些已经寻找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家庭，需要另一种办法。

郭刚堂骑摩托车寻子24年的故事，后来被拍成电影《失孤》。像他这样的家庭，单靠一张旧照片和一条推送，已经无济于事。

时间会改变一个人的面孔、姓名、口音和生活习惯。父母手里的照片还停留在两三岁，孩子却可能已经成年。DNA则保存着另一种更稳定的联系。

2017年，“团圆”系统增加了“滴血寻亲”功能。用户在高德地图中搜索“寻亲”，地图便会标出附近可以免费采集DNA血样的公安机关。失散家庭可以就近留下血样，警方再将DNA信息录入全国打拐数据库，等待比对结果。

对许多父母来说，去采血点的路并不长，等待却可能持续很多年。

“团圆”由此面对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

一边，系统让一条失踪信息在几小时内从100公里推向500公里；另一边，DNA信息留在数据库里，等待一次可能多年后才会出现的匹配。

一条消息要尽可能跑得快，让一管血别等得太久。

技术继续往前走

“团圆”运行以后，这种用产品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扩展到了更多的项目。

2017年，公安部禁毒局准备建立一套面向青少年的数字化禁毒教育平台，再次找到了魏鸿。许多参与过“团圆”的志愿者又加入新项目，把禁毒知识做成动画、课程和在线答题，放进“青骄第二课堂”。

高德地图也沿着另一条路继续向前。

在“团圆”系统里，它先把失踪儿童的信息送到附近的人手中，又通过“滴血寻亲”带寻亲家庭找到DNA采血点。后来，高德团队开始为轮椅使用者规划无障碍路线。

一个没有电梯的地铁口、一段突然出现的台阶，都会截断原本看似完整的道路。无障碍导航需要重新确认地铁口、电梯、坡道和路面，把“理论上可以抵达”变成一条真正能够走完的路。

这项服务后来覆盖全国71个城市，累计提供超过3亿次无障碍路线规划。

技术继续更新，阿里共益处理的问题也在变化。

阿里达摩院与医疗机构合作的“平扫CT+AI”项目，尝试从普通体检影像中更早识别胰腺癌等疾病。高德的“鹰眼守护”则根据道路上的急刹、断路和弯道来车等信号，提前向司机发出预警。

几秒钟、几个小时、二十四年，这些项目面对的时间尺度各不相同。它们共同争取的，是事情变得不可挽回以前的一点时间：让人更早收到消息，更早看见风险，更早找到一条能走通的路。

2017年，“团圆”登上第一届阿里巴巴公益榜。到2026年，公益榜办到第十届。十届榜单里陆续出现蚂蚁森林、无声骑士、轮椅导航、癌症早筛和鹰眼守护。阿里员工参与“人人3小时”累计投入的公益时间，也已经超过500万小时。

“团圆”团队曾给自己设定过一个特殊的目标：最终把这套系统“做没了”，让“天下无拐”。

它最理想的结果，是有一天不再有孩子失踪，不再有父母等待一条推送或一次DNA匹配。

衡量一家公司的尺度，不应只在于它创造了多少商业价值，也在于它是否愿意把技术、人才和组织能力投入那些无法立刻获得回报、却与许多人的生活有关的问题，并且把这件事做得足够久。

十年足以改变一个孩子的模样，也足以检验一家公司的耐心。

十年前，“团圆”系统里出现了吉斯么吃作的名字。

十年后，5137个孩子已经有了下落。

寻找还没有结束，“团圆”仍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