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摘编
关于“好”报刊和“坏”报刊的区别,我们已经听到过一些抽象的言论。现在让我们用一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吧!1月5日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在一篇注明写于埃尔伯费尔德的文章中以“好报刊”自诩。1月5日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同时又刊登了这样一则简讯:“柏林12月31日。此间对《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一事,整个说来没有什么反应。”相反《杜塞尔多夫日报》却同《莱茵报》一致,它报道说:“柏林1月1日。《莱比锡总汇报》被断然查禁一事,在这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柏林人都非常喜欢读这份报纸……”请看,究竟哪一种报刊,“好”报刊还是“坏”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哪一种报刊说的是事实,哪一种报刊说的是希望出现的事实!哪一种报刊代表着社会舆论,哪一种报刊在歪曲社会舆论!那么,哪一种报刊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呢? ——马克思:《好报刊和坏报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8—399页 |
上面论述摘自马克思发表于1843年1月6日《莱茵报》头版的通讯《好报刊和坏报刊》。1842年12月28日,在德意志邦联萨克森王国的《莱比锡总汇报》被普鲁士当局查禁后,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七篇文章声援该报,这是其中的第三篇。在这篇通讯中,马克思将德意志邦联普鲁士王国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以自己的主观标准衡量的“好报刊”和“坏报刊”,做了相反的释义,批评了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歪曲舆论的“好”报刊,肯定了根据事实描写事实、真正代表舆论的“坏”报刊。
1842年10月14日,普鲁士国王向所有地方总督发布了一条关于报刊的王室内阁指令,指令要求:“必须制止一部分不良报刊通过散布谣言或被歪曲的事实把有关公共事务的舆论引入歧途的倾向,办法是让那些造谣惑众的报纸自己更正事实,把真相立即同每一条此类虚假的报道相对照。——让其他一些遵循良好精神的报纸去反对某种报纸的有害于社会精神的不良意图”。他接着说:“使我感到难过的是,这种制止报刊变坏的正当而必要的手段,至今仍然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被采用。”国王在这里使用的“不良报刊”“造谣惑众的报纸”和“遵循良好精神的报纸”,分别指的就是“坏”报刊和“好”报刊,这是他的主观判断。11月16日,马克思实际主编的《莱茵报》转载了上述内阁指令,并为此写道:“我们把它看作是对普鲁士新闻出版界的保证。如果那些即使编辑部极其审慎也总是难免会出现的谣言或被歪曲的事实可以由官方来加以更正,那么每一家忠诚的报纸只会把上述指令看作是政府方面的一个重大支持。”但实际上,当局对报刊的迫害愈演愈烈。11月30日,马克思在给《德国年鉴》主编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抱怨道:“书报检察机关每天都在无情地抨击我们,报纸常常几乎不能出版。”
12月28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在普鲁士境内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即禁止在普鲁士境内发行),该报与《莱茵报》政治立场相近。此事件在普鲁士王国引发自由派报刊与保守派报刊的激烈争论,马克思意识到这意味着不受检查地讨论国内问题被禁止了,他利用一切机会同当局迫害报刊的行为作斗争。
左:发表于1843年1月6日《莱茵报》头版德国栏头条的马克思文章《好报刊和坏报刊》原始版面
右:青年马克思
“好”报刊报道希望出现的事实
在《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事件上,“好”报刊报道当局“希望出现的事实”来制造假新闻。与《莱茵报》同城出版的《科隆日报》违背事实制造假新闻,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否认报刊有批评国家机构的权利,并指责反对派报刊滥用当局所给予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
1842年12月31日,《科隆日报》发表了一篇标有“莱比锡27日”讯头的通讯,但问题是查禁《莱比锡总汇报》的内阁指令所署的日期却是12月28日。《科隆日报》和《莱茵报》都是12月30日中午才从邮局收到这个消息的。显然,《科隆日报》为显示自己消息灵通,编造了他们12月27日便获悉这个“事实”新闻,于是出现事实尚未发生,它就已知的荒唐事情。马克思揭露了该报编造的这一假新闻。《科隆日报》事后还批评《莱比锡总汇报》所发表的德国诗人“海尔维格的信”越出了礼貌的界限,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轻率举动,以此作为该报被查禁的根据。“海尔维格的信”指得是格·海尔维格因抗议普鲁士政府禁止他筹办的激进杂志《来自瑞士的德意志信使》在普鲁士境内发行,而写给普鲁士国王的信。《莱比锡总汇报》在1842年12月24日发表了这封信以后,随即遭到查禁,海尔维格也被驱逐出普鲁士。其实,《科隆日报》此前也有公布这封信的计划,由于《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才终止了这一计划。马克思认为,《科隆日报》对自己曾经想做而没做的事横加指责,才是真正的越出了礼貌和公共道德的界限。由此可见坏报刊为了迎合当局的虚伪底色。
“好”报刊歪曲社会舆论
“好”报刊们歪曲社会舆论,对《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事件表现出“欢呼的语调”。以“好”报刊自诩的《埃尔伯费尔德日报》称:“此间对《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一事,整个说来没有什么反应”,在马克思看来,它所说的并非“事实”,而是“希望出现的事实”,是在歪曲社会舆论,不应该受到国家的信任。
真实的情况是,《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引发舆论强烈反应,正如普鲁士莱茵省的《杜塞尔多夫日报》报道的:“在这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柏林人都非常喜欢读这份报纸”。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其他报刊对《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事件的评论得到确证。1843年1月4日,巴伐利亚王国的《新维尔茨堡报》发表“柏林,12月31日”的通讯,称“对《莱比锡总汇报》的全面禁令实出意料”,因为各方原以为该报仅是被禁止通过邮局征订,但书商渠道也被禁止了。通讯称“《莱比锡总汇报》发行量曾高达约6000份,其中过半流通于普鲁士境内”,由此也可推断该报被查禁不可能毫无舆论反应。这篇通讯还指出“关于其他萨克森报刊亦将遭禁的传闻,目前未闻后续”,可知当局对《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引发了舆论对查禁报刊的关注和担忧。该报同日另一篇“法兰克福,1月2日”的通讯称:“人们现在急切关注着,是否真如柏林方面自己所担忧的那样,会对日报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果真如此,普鲁士境内埋葬的将不止一个希望。”同日,巴伐利亚王国的《阿沙芬堡报》发表“莱比锡,1月1日”的通讯称:“今日的《莱比锡总汇报》刊载了关于该报在普鲁士遭禁的王室内阁法令”,并转载了《莱比锡总汇报》在此法令后附加的评论。评论称《莱比锡总汇报》将通过请愿书向最高当局进行解释与辩护,并希望能促成撤销禁令。上述通讯发表时间都在1月5日之前,即在《埃尔伯费尔德日报》那篇声称对《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没有什么反应”的通讯之前,可见其对社会舆论的歪曲。
以上这些通讯体现出舆论对《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关切,也佐证了“好”报刊确实在歪曲舆论。
“不能根据愿望来描述事实”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他自己也带头学习马克思的论著。2016年2月19日,他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说:“要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不能根据愿望来描述事实”。
显然,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这篇文章。这版与本篇的新译文“哪一种报刊说的是事实,哪一种报刊说的是希望出现的事实”对应的译文是:“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原文是反问句,习近平在讲话里将其变成了正面阐述,同样表达了马克思的思想,只是把“希望”改为“愿望”。在中文里,这两个词的意思是相同的。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同样也批评了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错误,为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如何正确把握新闻真实性提供了指引。
(作者孙帆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荣雪燕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 《新闻前哨》2026年6月(上)
值班编辑 | 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