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丘吉尔的演讲

1943年3月2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广播中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特意没有提及中国是反法西斯四强之一，而只列出了英、美、苏三国作为抗战的主要力量。丘吉尔还提到，在击败德国后，英国将采取一系列措施让部分军队复员。为了确保这次讲话顺利进行，英国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默里克·休利特事先安排了中国驻伦敦军事代表团去收听。然而，丘吉尔的讲话一经播出，中国代表团便对其内容表示强烈抗议。休利特迅速进行了解释，强调丘吉尔的话仅仅是针对欧洲战场而言，未来的战争进程必然是先打败德国，其他问题则会在之后处理。与此同时，休利特还向英国外交部的克拉克报告了此事，后者认为中国方面的抗议不太恰当，但认为必须尽快安抚中国的情绪。克拉克进一步提醒休利特，这样的言论可能在中国和美国引发严重的外交后果。美国总统罗斯福此前在3月16日就曾明确表示，中国应该是世界强国之一，应该参与解决全球事务。克拉克建议，如果丘吉尔同意，可以通过向美国的艾登发电报，表明英国愿意与中国共同解决战后世界的问题，从而平息这场风波。

2、中国的抗议

随着丘吉尔讲话的传播，中国国内和国际媒体纷纷发表评论和分析，批评英国的不当言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十分愤慨，要求英国做出回应。3月26日，英国外长艾登在美国马里兰发表讲话，承认中国是四大反法西斯强国之一，这一立场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加上英国驻华使馆与国民政府不断进行解释与道歉，原本因丘吉尔言论引发的愤怒终于得到了暂时的平息。回顾这件事情，薛穆将其形容为“茶杯里的风波”，虽然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但最终还是得到了妥善处理。

3、英国人的惺惺作态

1943年11月26日，蒋介石与罗斯福进行会谈时，罗斯福深感遗憾地对蒋介石说：“现在最令人痛苦的就是丘吉尔的问题”，并进一步表示，英国总是显得不愿承认中国成为世界强国，这让他感到极为忧虑。罗斯福的态度让蒋介石深受感动。1944年4月18日，宋子文在会见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时，提出了三个问题：“一、英国是否仍然承认我们为盟国？二、英国是否认为我们滥用了外交特权？三、如果其他战斗国家因安全原因而采取类似措施，是否会对其他盟国产生不便？”薛穆解释说，英、美、苏三国对欧洲战场负有主要责任，因此其他国家在某些方面会受到限制。然而，中国政府对这一解释并不满意，坚决提出抗议。宋子文强调，中国不仅是与德国、日本作战的主要力量，而且在这场战争中展现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英国此举无异于抹杀中国的作用，并且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4月19日，中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向英方递交了备忘录，强烈抗议英国将中国列为限制国家之一。顾维钧表示：“英国政府如此行为，完全忽视了中国与英军并肩作战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在这场世界大战中率先发起抵抗侵略的贡献。”

4、英国人为何不愿承认中国是大国？

尽管重庆国民政府付出了巨大努力，仍未能改变英国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冷淡态度。在英印政府拟定的一份关于中国战后在亚洲地位的机密文件中，透露了英国为何不愿承认中国作为大国的原因。文件指出，战时中国推升其国际地位的行动，构成了英国在印度与东南亚殖民统治的重大挑战。英国担忧，战后中国的崛起将威胁到其在亚洲的利益，甚至不亚于日本的军国主义或希特勒的欧洲威胁。正因如此，英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几乎每当有机会，便会采取各种方式来贬低中国的国际地位，试图削弱中国的崛起。

5、丘吉尔如何贬低中国抗战？

薛穆分析认为，丘吉尔的言辞之所以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根源在于中国人民对自身军事落后的深刻自知和对外国批评的不满。尤其是在日本军队不断逼近中国腹地、占领了河南、湖南，并威胁桂林等地时，中国人民的愤怒情绪达到了极点。丘吉尔在讲话中所用的“过量”一词，无意间触动了中国公众内心的怒火。薛穆指出，这场情绪化的反英风波，并非完全理性，而是中国人民在面临军事困难和外国支持不足时所表现出的极度愤懑与失望。他认为，这场风波并不代表中国对英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矛盾，而更多是对战局的无力感所带来的社会情绪的爆发。

6、英国人的妥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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