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北部。1908年，她通过了新墨西哥州的县级教师考试，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

早年生涯

1911年9月，史沫特莱作为旁听生在亚利桑那州的坦佩师范学校学习。她爱好文学和辩论，被选为校刊《师范生》的编辑部撰稿人，不久被选为首席记者，此后她发表文章全部署名。1912年5月，史沫特莱当选为《师范生》主编。在校刊上，史沫特莱初露锋芒，充分表现了自己的思辨能力和文学才能，她自信将来能够成为一名记者和作家，她要用自己的笔杆和心灵，为生活在黑暗中、生活在远离知识的地方的人们说话。

1913年6月，史沫特莱注册入学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师范学校（今圣迭戈州立大学的前身，目的是为当地小学培养未来的女教师）。1914年夏毕业留校，积极地投身于政治活动，对底层劳动人民充满同情。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Smedley

1916年底史沫特莱到达纽约，因支持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两度入狱，1920年发表处女作小说《铁窗难友》（Cell Mates）。随后她前往欧洲，在德国柏林继续支持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并认识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成员，参与了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工作。1928年底，史沫特莱作为德国《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前往中国。

不同的中文名

在北平时，她特意制作了名片，正面印着“德国弗兰福特报记者斯美特莲”，背面用英文印着“Correspondent,Frankfurter Zeitung,Frank Fustalm,Germany”，她在北平访问胡适时就用的这名片。而她的中文名字“斯美特莲”，是诗人徐志摩根据她英文名字的汉语发音译取的。有人认为这是她自取的汉名，但按照她当时的中文水平，似不太可能。

在北平一家“平时接待贵客”的烤鸭店，徐志摩等一帮中国朋友请她喝酒和品尝烤鸭。史沫特莱回忆道：

（徐志摩）要来了纸张、擦子和墨水，开始为我构思一个中国名字。我不喜欢“梅花”或“荷花”之类的名字。最后，他给我取了一个中国旧式家庭的姓——“石”，还加了两个音节——“美林”。当我拒绝后者时，他只是把这个名字拼成拉丁语“Shih Mei Di Li”给我听。

“斯美特莲”看上去很富有诗意，同时也显出一种娇柔的女性之美，但显然与史沫特莱的个性不太吻合。

在上海，史沫特莱还结识了鲁迅、茅盾等人，积极参加进步文化运动。1929年冬，在《世界月刊》编辑董绍明、蔡咏裳夫妇的陪同下，史沫特莱拜访了鲁迅先生，而《鲁迅日记》中将其姓名记载为“史沫特列”。1936年秋鲁迅病逝，她以“史沫德莱”列名“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设置了专门章节来缅怀追忆鲁迅：

我的生活同鲁迅和他的密友、中国知名的小说家之一茅盾的生活紧结在一起。我们三人共同收集出版了一本德国民间艺人凯绥·珂勒惠支夫人版画集；我们三人一起为欧美新闻界写稿，对中国知识分子遭受的政治迫害发出抨击的呼声。

她还直抒胸臆：

在我身上，激励着我精神力量的鲁迅，已成为我人生的路标，我从这位伟大的作家那里所感受得到的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宋庆龄的英文秘书

史沫特莱曾以《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身份赴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正式登门拜访宋庆龄，并赠送一本出版不久的《大地的女儿》，在扉页上题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赠词：“送给宋庆龄同志，我无保留地尊敬和热爱的一位忠贞不渝的革命家。——1929年9月17日于上海，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没有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而是称呼为“同志”，从这个细节也可看出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的另一层关系。这份见证两位革命女性伟大友情之初的信物，现在依然珍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等正式发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发表宣言，宋庆龄被选举为主席，史沫特莱担任她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虽然并非同盟的正式成员，也不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列，却是公认参与组织活动最为积极的国际友人之一，作为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参加临时执委会的全部活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3年1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史沫特莱以“斯沫特利”之名成为上海分会会员。1933年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中国笔会的名义邀请英国戏剧家萧伯纳来上海，史沫特莱参与接待，并在《论语》上发表文章《萧伯纳过沪谈话记》，署名“镜涵”。

以营救牛兰夫妇为契机，1932年1月13日，美国人伊罗生和史沫特莱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和宋庆龄的帮助下，在上海法租界创办英文周刊《中国论坛》（China Forum），政治倾向上与中国共产党人比较接近。《中国论坛》创刊后，史沫特莱、陈翰笙、弗兰克·格拉斯、乔治·肯尼迪等都以大量化名稿件为刊物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其中包括鲁迅和左翼作家联盟其他成员的作品最初的译文。史沫特莱使用化名在该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革命。

其最受注意的作品是与伊罗生合撰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五年》（1932年5月15日）。这是一份详尽的国民党统治控诉状，采用图片与文章相结合的方式，揭露和抨击了蒋介石政府从1927年至1932年对中国革命者的镇压与屠杀，激怒了国民党当局。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与当时上海市长吴铁城的共同施压下，1932年7月，《中国论坛》由于找不到承印商而被迫停刊。可能是史沫特莱没有使用笔名，再加上她经常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抨击国民政府的文章，国民党方面设法向德国有关方面施压，使她失去了《法兰克福报》记者的职位。

1934年，在宋庆龄领导下，史沫特莱开始筹办《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以接替《中国论坛》的宣传任务。《中国呼声》于1936年3月创刊，主要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传递反帝抗日内容为己任。史沫特莱化名“R.Knailes”（奈尔斯，Rusty Naile，意为“锈铁钉”）、“劫”等为《中国呼声》撰稿。通过这两份报刊的创办，史沫特莱与共产国际、美国左翼人士、中国左翼作家以及进步学生有了更多的互动，形成了她自己对于中国解放、共产主义的看法。

那时，宋庆龄常以“迷你哈哈”（Minniehaha）的绰号称呼史沫特莱，有时在正式场合也不改口。可以比照的是，对同样是亲密战友、而且相识更早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宋庆龄却从不亲热地直呼绰号，而是称作“亲爱的安娜·路易斯同志”或“亲爱的斯特朗小姐”。而在给共同朋友的信件中，宋庆龄则昵称史沫特莱为“利齐”。

战地记者

1937年春，史沫特莱应邀访问延安，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中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对其进行访谈。在中共的内部文件中，她的名字显示为“史沫特列”。而在毛泽东写给埃德加·斯诺的信中，则称呼她为“史沫得列”。随后，她在战时出版社刊行的《八路军的战略与战绩》一书上，发表文章《西北战场上的八路军游击战》，署名为斯曼特莱。很显然，这些都是不同翻译造成的。后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报纸报道她时多写作“史沫特莱”，从那时起“史沫特莱”就成为她的通行中文译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史沫特莱遵照毛泽东的建议，成为八路军总部的第一位外国随军记者。作家舒群当年作为随军记者伴随史沫特莱在八路军总部、朱总司令身边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他回忆说：

我和周立波随同史沫特莱一起行军，一起进行战地采访和战地救护工作。我们挤过水泄不通的火车车厢去前线，一同和衣睡在农民的小土炕上。经常是我和立波在一天疲劳行军后鼾声大作，但一觉醒来，史沫特莱却仍在昏暗的烛光下飞快地按动打字机的键盘……她像是有着超人的精力。

在抗日前线采访，史沫特莱写出大量介绍中国抗战的通讯报道，同时参加救护伤员的工作，八路军战士都夸她是“好样的”，向她敬礼，表示感谢。

从1938年7月起，史沫特莱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正式特派记者。到10月中旬武汉沦陷的这三个月时间内，史沫特莱撰写了50多篇新闻报道，向世界介绍武汉以及中国的紧张局势，并向各大世界组织呼吁救援。随后她奔赴皖南新四军驻地，1940年初，史沫特莱和《渔光曲》《卖报歌》的词作者安娥一起深入抗日前线，访问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写下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

1950年5月史沫特莱病逝于伦敦，遗嘱中要求把遗物送交朱德，以《义勇军进行曲》为葬礼歌，希望把她的骨灰葬于中国。一年后，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镌刻着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史沫特莱，作为著名的国际友人三S（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之一，她的名字彻底融入了中华大地。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