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愈发严重，尤其是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们将华北作为主要战场，四处发动侵略。像山西五台县这种原本宁静偏僻的山区，日军为了切断八路军的补给线，成了他们重点袭击的目标。

1938年夏，五台山周边成了日军“治安肃正”行动的重点区域。驻扎在这里的日军多为关东军和华北派遣军的混编部队，虽然士兵训练有素，但纪律松散，许多军官对手下的暴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日军从一开始就实施“以战养战”的政策，鼓励部队抢夺粮食、掠夺土地，同时清除所谓的“抗日分子”，这使得基层士兵的暴行不断升级，屠杀变得司空见惯。统计数据显示，1937年至1945年期间，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超过千起，死亡人数超过两百万，其中不少是集体屠杀，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更是冰山一角。许多没有记者或外交官驻扎的小村庄更容易成为日军暴行的温床。

大部分日军士兵出身贫困家庭，加入军队后被灌输“武士道”精神，把中国人视为低等生命，杀戮成了他们表现忠诚的手段。为了节省子弹并迅速结束战斗，日军的武器标准配置包括步枪配刺刀、东洋刀供军官使用，且训练中着重近身格斗技巧。在山区的五台山，机枪架起后震慑力十足，而刺刀和军刀则成了他们的主要作战工具。

据日军的档案记录，1938年夏，他们在晋察冀边区展开了多次“讨伐”行动，每次行动的死亡人数都在百人以上，尸体常被丢弃在山沟中或烧掉。对普通村民来说，原本宁静的生活瞬间变得如同猎物般危险，许多青壮年被抓去做劳役，老人、妇女、儿童也难以幸免。这些暴行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日军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制造恐惧来瓦解当地人的抵抗意志。

李家庄村便是一个例子。1938年夏，李家庄位于五台山南麓，是一个不到两百户的小村庄，村民们以种地为生。那天清晨，日军一小队人马突袭了村庄，先抓了村民任新乐和任麦兄弟，接着又捆绑了李运，将他们一起押至村里的广惠寺。寺内已经关押了四五十名村民，包括老人和小孩。日军将这些人绑起来，面前架着重机枪，周围三十多名士兵持刺刀监视，气氛紧张而绝望。

接着，日军军官下令把村民们分批拖到寺后的西院。那里变成了一个屠杀的现场，士兵们用刺刀和军刀轮番动手，地上很快堆满了尸体，鲜血染红了砖地。两个大木桶里泡着血腥的刀具，士兵们杀人后会清洗刀具。李运被押到西院时，前面已经堆起了十几具尸体。他被刺刀划伤，倒在血泊中，但因为肩膀和胳膊挡住了致命伤，侥幸逃过一劫。墙角，军官用军刀砍杀，刀刃每砍一次就先用水浇一下，砍完后再洗刀。旁边的挑水人刘阿福跑了五次，最后一次水桶刚放下，他就被军曹从背后砍死，头颅掉进桶里，血水溅了一地。

整个过程不到一小时，寺里的几十名村民几乎全部遇害，唯有李运一人幸存。日军撤离后，村民们进寺收尸，哭声悲切。李运被侄子李喜从尸堆中找到，他的绳子已被血浸透，解不开，最终用剪刀剪断才将他抬回家。村医为他包扎伤口，他躺了几个月，直到恢复，肩膀再也抬不起来，留下了终身的疤痕。

李家庄的屠杀并不是个别事件，同年五台山周边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暴行，日军称这些行动为“清剿”，但实际上是为了彻底摧毁抗日力量。日军的暴行之冷血令人不寒而栗。

日军军刀的锋利程度，尤其在训练时常常被“保养”得极好。士兵们使用水来给刀具降温，以保持其锋利和高效。这一做法并非迷信，而是实用技巧，目的是让刀刃能够快速切割，减少摩擦和热量积聚，使刀具更锋利。在战斗中，日军士兵使用这种手法来提高杀伤效率。尤其是在东北和华北，刀具的锋利和杀伤力常常是致命的。

战后，李运活到了晚年，成了村里的“活历史”。他时常回忆起那段惨痛的经历，眼中常含泪水。他在战后娶妻生子，继续种地，尽管伤势影响了他的一些劳作，但并未耽误家里的生计。在他晚年，记者曾采访他，他回忆起那段惨痛的历史，讲述了日军如何“保养”刀具，如何将中国人视为低等生物，任意屠杀。

李运的证词在报纸上登出，提醒世人不要忘记那段历史。类似的悲惨故事在南京也有幸存者讲述，虽然李家庄的故事不如南京大屠杀那样广为人知，但它依然代表了无数中国村庄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惨状。这些故事通过教科书和博物馆得以传承，成为警示世人的重要历史资料。

近年来，李运的故事被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引起了深刻反思。通过了解这些历史，大家更加明白了和平的来之不易。日军的暴行不仅仅是某个个体的罪行，而是一种深刻的军国主义思想的体现。今天的我们，应该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并警惕任何形式的仇恨和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