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母亲的承诺:为什么她们更想要孩子而非婚姻？》，[美]凯瑟琳•爱丁、玛丽亚•凯法拉斯 著，尹楠 译，野望BOOK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美国费城与卡姆登的破败街区里，162位年轻的女性讲述了她们的真实人生。她们在青春年少时就成为母亲，大多在婚姻到来之前便迎来了孩子。贫困、孤独、暴力、学业挫败与不确定的未来，是她们的日常背景。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怀孕与生育不仅没有被视为负担，反而常常被看作生命的转机——孩子给予她们目标、意义与尊严。

《成为母亲的承诺》并非对贫困女性的指责，而是一次深入的倾听与理解。作者凯瑟琳·爱丁与玛丽亚·凯法拉斯通过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走进这些“单身妈妈”的生活世界，记录下她们与伴侣的相遇、恋爱、分手，以及成为母亲后命运的转折。书中展现了一个悖论：这些女性对婚姻怀有极高的期待，却往往选择在没有婚姻的情况下生育。为什么？她们究竟希望孩子能给予她们什么？母职如何成为困境中唯一的秩序与希望？

《成为母亲的承诺》不仅是一部社会学经典，更是一部关于爱、失落与重生的动人群像。它让我们重新思考婚姻、家庭与母职的意义，也让我们直面一个核心问题：在困境之中，是什么让人们依然选择去创造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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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问玛吉娅·华盛顿，她认为五年后她和迈克的关系会发展成什么样时，她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们还会不会在一起，（但）我希望我们还在一起，而且（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她接着又说道：“我希望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上了学，毕业了……找了份好工作……他（也）上学并毕业了，这样我们的女儿就有父母两个榜样……我不希望（到时候是这样）他有了另一个女朋友，我也有了另一个男朋友。我不想这样。我不希望她经历这些，因为我经历过。我希望她和父母在一起，这样她就有好的榜样，知道结了婚该怎么养家糊口……而不是跟不同的人一起生活。”她最后总结道：“迈克很好，但他还要再成熟一些……我正努力坚持，因为我希望我们能走到最后。”

当我们和安东尼娅·罗德里格斯讨论结婚问题时，她告诉我们，她“现在不打算结婚，但也许将来会结婚”。在和埃米利奥结婚之前，安东尼娅还要做很多事情。“（首先）我的梦想是有一份能让我依靠的稳定工作，能干到退休什么的。”她接着又说道：“很多（不应该结婚的）人都结婚了，他们只是因为彼此相爱就结婚了（没有考虑清楚）。想结就结了。”安东尼娅强烈反对仅仅为了爱情而结婚，因为她坚信，除非两个人确信自己能够履行结婚誓言，否则就不应该结婚。

我们第一次采访珍·伯克的时候，她一直在思考婚姻问题，因为里克刚刚向她求婚。她也表示，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前，她和男朋友里克还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她对他的要求是：“如果他没有工作，我希望他去找一份工作……我认为他应该和我一起在家照顾孩子，而不是整天和朋友出去聚会。他得在结婚前让我看到……他有做所有这些事情。”她对自己的要求则是：“我想有一份真正的工作……我想要一套大点的房子。”她解释说：“不需要特别大，只要让我们感觉（舒适）。我想（在这座城市的）东南区域有这么一套房子，那一带真的很好。”此外，就像之前提到的，珍想自己拥有房子的所有权。她表示：“我首先会考虑所有这些事情。我要把一切都准备好，以防万一。”

对于女性的这些想法，迪娜·瓦拉斯做了完美总结，她告诉我们：“我不会什么都不做，我不会做出任何无法兑现的承诺。”

虽然很多人认为，生活在美国内陆城市高度贫困区域的居民的高非婚生育率代表着婚姻制度的消亡，但这些妈妈却表示，事实远非如此。尽管生活在一个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都很少结婚的社会里，我们采访的大多数妈妈却都坚持着结婚的梦想，而且许多妈妈把它当作一个明确的生活目标。此外，有相当一部分妈妈表示，她们现在正和一个她们认为迟早会与其结婚的男人交往，尽管大多数妈妈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迈出这一步。那些年轻女性过去失败的恋情，以及对男性的普遍不信任，让婚姻看起来充满风险。为了减轻这种风险，她们在经济上和彼此关系方面都要求很高，以至于很多人因此根本不想结婚。

近年来，关于逃避婚姻的讨论很多。一些人认为，结婚率的下降——这一现象在穷人中最为明显——可归咎于男性工资的下降。在过去30年里，仅接受过高中或更低教育的男性的时薪的确大幅下降，能够找到全年全职工作的人也更少。但从我们的这些故事中可以清楚看出，即使这些社区的就业率和工资水平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费城经济全盛时期的水平，结婚率可能也不会提高太多。尽管当时男性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更高，工作机会也更多，但男性非技术工人的待遇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好，而且费城的小型手工业生产体系的性质意味着，即使是20世纪50年代的求职者，也要面对一个高度不稳定的就业市场。大多数研究表明，男性就业和收入的下降最多只能解释结婚率急剧下滑中的大约20%。我们的采访故事表明，许多在20世纪50年代被认为是适合结婚的男人，到了今天就不是适合结婚的人选了，因为当时很少有人会要求有了贷款买的房子、汽车、家具，以及两人都有稳定的工作之后再结婚。在20世纪50年代，也没有那么多新娘坚持观察伴侣四五年之后，才确定自己可以信任对方，与其结婚。

在20世纪50年代，婚姻等同于社会人格。不结婚就意味着格格不入，无法融入社区的社会环境。如果结婚被认为是一个正常成年人必须做的事，那么为了生养孩子而结婚就更有必要了。今天，结婚戒指不再像过去那样是通往社会人格的通行证。现今社会，中产阶级等待结婚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人在成年早期处于单身状态，这使得单身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状态。事实上，在现在的社会，所有人几乎都认为早婚是不明智的行为。贫困女性显然相信自己不结婚也可以当好成年人和父母，尽管中产阶级可能对此有不同看法。虽然她们认识到先结婚再生孩子是理想的行为方式，但她们不知道在其生活环境中，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虽然贫困女性坚信孩子既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但她们不明白为什么需要通过结婚来实现这个目标。同居的伴侣也能像已婚夫妻那样轻松升级，为人父母。仅仅因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现彼此不能在一起，并不意味着这个男人不能继续扮演父亲的角色。无论是从文化整体角度看，还是从穷人角度看，这并不意味着婚姻已经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我们的这些故事揭示的最基本事实是，婚姻的意义已经改变。生育和抚养孩子已经不再是它的主要意义。现在，结婚主要是为了实现成年人的愿望，是贫困女性为自己做的一件事情，与养育家庭的艰巨任务相比，她们对婚姻的憧憬可以说是一种“恶趣味”。虽然生活在贫困社会环境中的女性常常希望自己能一边享受婚姻，一边抚养孩子，但对大多数这样的女性而言，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段婚姻想要持久，必须有一个双方共同建立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女性还要保持一定的经济独立。夫妻关系也必须足够牢固，才能解决那些经常导致离婚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婚姻是神圣的，需要做出承诺，对彼此忠诚，终身相伴。正如迪娜·瓦拉斯所说，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做出自己并不确定能否兑现的承诺。

读者可能会想，这些贫困女性生活中的男性似乎都很危险，她们为什么还想结婚。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在这些伴侣生活的世界里，有钱的男性会去找有钱的女性。因此，除非这些贫困女性能够通过教育和工作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否则她们别无选择，只能完全放弃结婚的梦想，或是尝试改变能够找到的男性。对大多数贫困女性而言，放弃结婚的可能性意味着放弃改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希望。

婚姻是比赛终点的奖品。因为这些贫困女性的生活环境往往过于悲惨，她们无法忍受没有希望的日子。她们期望总有一天，她们能取得一定的成功，而且她们仍然希望能结婚。但是，“让自己振作起来”的同时努力挽救孩子的爸爸，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失败是常态。但是，一些人成功的事实足以让她们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