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 环球时报记者 陈子帅】编者的话：“我们现在成了‘律师之国’……”德国前总理朔尔茨日前在美国的一次访谈中这样表示。他提到：“我们没法向民众解释清楚，为什么别的国家能用20年建成全国铁路网，而我们20年连一条通勤线路都修不起来。显然，这种现状必须发生改变。”这番表态揭示出德国在工程制造、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步放缓、发展相对滞后的现象。围绕这一问题，德国国内不断涌现反思声音。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学者认为，德国朝着“律师之国”方向发展，是因为该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以维护欧盟规则和规范立足。德国难以完全改变“律师之国”特性，更难以完全“去监管”，但德国将寻求创新之道，避免在大国竞争中被边缘化。

18名内阁成员，7名是律师

如果梳理本届德国联邦政府18名核心内阁成员的名单可以发现，其中有律师背景的人非常多，包括总理默茨在内共有7位。比如，外交部长瓦德富尔拥有法学博士学位，并在柏林和诺伊明斯特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教育、家庭、老人、妇女和青年部长卡琳·普里恩曾做过20余年的独立执业律师，专攻商业和破产法；交通部长帕特里克·施尼德、卫生部长尼娜·瓦尔肯、总理府部长托尔斯滕·弗赖也都拥有律师职业资格，并曾从事相关工作。

事实上，律师在德国内阁中占主导地位已成惯例。在近几个立法周期中，内阁中通常都有6位左右的律师、法官等法律界人士，有时甚至更多。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报道称，总体来说，德国联邦及各州行政机构负责人中，超过半数拥有法律背景——这一比例高于任何其他欧洲国家。

与之相对的是，本届德国联邦政府内阁中没有任何工程师出身的部长。在本届联邦议院中，630名议员中仅有35人拥有工程学学位。工程师在德国劳动人口中的占比也仅略高于4%。对此，有不少德国学者质疑，本国各领域的过度监管、效率低下，也许正是与工程师在政府和公共行政部门中的比例偏低且持续下降、律师比例过高有关。

德国铁路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最近出差经常要坐火车，但每次搭乘德国的高铁，几乎没有一次是绝对准时的。而且，由于大规模铁路整修，德国铁路班次还很频繁地被取消。有几次记者因为被取消班次，不得不临时就地找酒店。这不仅要支付高昂的酒店费用，还屡屡耽误工作。据德国《商报》报道，德国铁路公司今年4月仍有超过1/3的列车未能准时到达，长途火车准点率只有64.4%。而这些数字还是在列车延误6分钟以内不被视为“晚点”、取消运行的班次也不会被纳入准点率统计的情况下得出的。

在德国，列车班次晚点或被取消的原因常是“技术原因”，这也是德国多项重大工程最终“烂尾”的主要原因。比如，柏林勃兰登堡国际机场原计划在2011年启用，最终于2020年10月底才正式启用。该机场启用多次延期正是因为消防系统、施工管理和技术问题，甚至被批是德国的“一个国家笑话”。最让德国经济界着急的是，德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选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从第9位退到第11位，原因是数字基础设施扩张缓慢、缺乏创业文化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黄萌萌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德国基础设施老旧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投资长期不足、监管规则繁冗、官僚行政效率低下。二战后，“秩序自由主义”一度被视为战后德国经济模式的灵魂，主张联邦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过程，而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同时通过制度化社会保障对冲市场残酷性。但当前大国地缘政治与技术竞争日趋激烈，该模式导致德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颠覆性技术领域缺乏国家引导。德国人工智能、数字科技及新能源初创企业往往因缺少融资、行政成本高企、审批流程复杂和欧盟监管规则繁冗而难以做大。此外，德国几十年来严格遵循宪法中财政零赤字“债务刹车”规定，这限制了政府通过举债大规模投资基建的可能性。德国内陆交通投资比例长期处于0.6%至0.8%，远低于欧盟1%的平均水平。尽管去年默茨政府修改宪法，突破“债务刹车”限制，但也只是在弥补长达30年的投资“欠账”，德国基建现代化仍任重道远。

德国社会患上“科技恐惧症”？

“德国的工程教育未能跟上数字时代的需求。”《法兰克福汇报》分析称，德国曾是一个以工程教育闻名、被其他国家效仿的国家。早在19世纪末，普鲁士国王就批准科技类高校授予工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工程师一度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希望之光”。1904年，柏林工业大学就设立了“行政工程”课程，旨在将技术和经济专长融入公务员队伍。而当下，德国大学工程专业学生人数持续下降。进入数字时代，许多大学在组织架构和课程内容上仍将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科学分开，而不是使其发挥协同效应。

就业市场也在发生变化。德国汽车工程师艾图对《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表示，自己在汽车企业工作了近30年。以前，成为一名工程师是许多德国年轻人梦寐以求的职业，成为汽车工程师更是能让全家人骄傲。艾图到其他国家出差或度假时，也常常收获羡慕与佩服的目光。但近几年，德国汽车的光环变暗淡了，想做工程师的德国年轻人也正在减少。

28岁的马库斯毕业于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曾在一家汽车供应商参与项目，完成了硕士论文。正在找工作的他告诉记者：“我已经投递了近百份简历，但还没找到工作。”原因是，德国各大车企都在裁员并减少招聘岗位。根据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安永的报告，仅去年，德国汽车行业就裁员5万多人。马库斯把自己的期望年薪从一开始的6万欧元下调到4万欧元。最近，他开始在欧洲的中国车企寻找工作机会。

与之相对，律师行业的就业形势良好。汉堡资深律师迪克梅特接受《环球时报》特约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德国，法学毕业生的就业领域广、收入高，不少资深律师年薪超过10万欧元。从政是许多律师的选择，如果从政后再次回到律师行业，常常可以借助名声拓展业务。

德国工程师协会称，工程师短缺是德国未来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目前，德国约有250万名工程师，与此同时约有17万个工程岗位空缺。预计未来几年德国对工程师的需求将持续增长。该协会主席阿德里安·威利格强调：“工程师现在是、将来也会是德国创新和竞争力的关键。”

德国慕尼黑经济和劳工学者西登比德尔对《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表示，其实不仅工程领域，德国几乎所有 STEM 专业（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都面临人才短缺。其中，能源和电气工程领域的人才缺口甚至比机械和汽车工程领域更大。与此同时，德国对计算机科学家的需求尤为迫切。

在西登比德尔看来，德国在关键的未来科技领域相比美国和中国已经落后。在自动驾驶、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德国公司的存在感都在降低。这与德国教育的不足以及对新技术的恐惧有关。她认为，德国社会近年来患上“科技恐惧症”，民众对新技术发展的兴趣不高。对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德国社会的讨论更多围绕是否会侵犯隐私、代替人类等负面领域。而在学校，技术教育的受重视度不断下降。

西登比德尔说：“德国需要更多身居要职、能够将技术视为解决方案而非问题的人。”她认为，德国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工程技术专长，工程师的创新精神是赢得全球市场的关键。工程师应该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不仅在工厂和实验室，也在联邦议院和各级政府机构中。

“想改又不能改”的两难境地

在黄萌萌看来，德国朝着“律师之国”方向发展，是因为德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以维护欧盟规则和规范立足。欧洲政治文化对于技术进步并非像美国那样乐观，因此，欧盟在数字领域先后出台《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人工智能法案》等，致力于在科技伦理、市场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寻求平衡。德国难以完全改变“律师之国”特性，更难以完全“去监管”，但德国将寻求创新之道，避免在大国竞争中被边缘化。德国副总理克林拜尔今年4月提出，欧洲需建立自身创新生态系统，在避免将人工智能规则制定权完全交给中美科技巨头的同时，强调在该领域国家投资和创新政策的重要性，不再完全交由市场主导。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陈旸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当下，德国社会中的政治争论和价值观冲突比以前更加激烈，如移民难民危机、美以伊冲突带来的价值观冲击，以及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的崛起，使得德国原有的政治格局稳定性受到冲击。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德国原来强劲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社会政治体制发生了动摇，是对其成熟发展轨道的挑战。如何应对和克服这些挑战，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陈旸认为，德国的改革涉及内外环境问题，目前处于“想改又不能改”的尴尬境地。若推进福利制度改革、提升社会效率，会面临国内产业工人的反对；若不改革、继续增加产业福利，又会影响社会效率。与此同时，选择党等势力也在“摩拳擦掌”，使得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处境。

在反思德国自身问题时，朔尔茨也提到了中国。相比德国成为“律师之国”，他认为“中国如同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一样”，是一个“工程师之国”。黄萌萌认为，朔尔茨这番表态表明德国政界一些人在制造业方面对中国抱有竞争焦虑与警惕心态，这部分人希望在降低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同时，继续推进对华“去风险”，加强外国投资审查，对中国投资实施有条件的准入规则。尽管如此，德国商界整体上对于“去风险”持不同的看法。大多数德国企业仍然选择留在中国，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红利，更是出于企业自身技术创新与保持竞争力的需求。德国在华企业通过设立研发中心，吸纳中国在数字化、AI及电动车领域快速迭代的优势，反哺其全球供应链。

在陈旸看来，中德已经合作共赢多年，德国完全可以放开心态与中国合作。他表示，“中国制造”具有规模效应优势，集中生产带来成本和生产效率上的优势。“德国制造”则拥有数百年技术积累的优势和品牌优势。这两种优势完全可以相互结合，双方合作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有活力的创新，也可以共同应对新一轮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