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前美国人口规模最大的少数族群，拉丁裔对美国的历史、社会和政治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但这一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保障却时常被美国主流舆论和叙事所忽视。

《发明拉丁裔：美国种族主义新史》一书结合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等多学科的视角和知识重述种族理论，系统阐述了拉丁裔这一种族身份被建构、制造和重塑的整个过程，揭露了美国在拉丁美洲以多种手段推行殖民统治的黑暗历史，白人至上主义对于少数族群长期施加的歧视，同时也展现了拉丁裔群体的摇摆性与中间性，以及美国将人口普查作为区分、制造种族的首要工具，以统计为由，达成特定政治目标的真实用意。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转载自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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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裔

一个被美国“制造”出来的种族类别

文| 劳拉·E.戈麦斯

来源 | 万有引力

无论作为主流政治家还是草根活动家，拉丁裔都想在全国舞台上占有一席，不管是什么议题，不管提出主张的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在1970年代开始占有席位，每一届总统班子也会竭尽全力实现他们的种族融合。每十年的人口普查提供了实现这一点的途径。

种族国家会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创造种族类别，随后将人群分门别类，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是如此。种族国家，无论是今天的美国或是过去的殖民政府，都必须不遗余力地制造种族，有时候又要消除种族；种族不是自动产生或自行生效的。精英必须长久地应对种族问题，设计出统治次等种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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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将拉丁裔当成一个种族来制造的故事所显示的那样，此举并非单纯地在种族棋盘上将棋子挪来挪去。次等种族群体拥有长期反抗种族支配的历史，但这一进程并不总是以线性方式开展，而是正好相反，充满了曲折、反复、意料之外的结果，并孕育了各种可能性。当一方势力没有防备时，这些可能性就会趁虚而入。

美国官方的分类机制是人口普查，联邦政府每十年会开展这项艰巨的人口统计。表面上，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的规定，普查的目的在于分配：“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税额应按本联邦所辖各州的人口比例进行分配……人口的实际统计将在……此后每十年进行”。当然了，宪法的原罪在于，“人口”的分配并不意味着一视同仁地计算所有人。

由此，宪法的分配条款揭示，种族和种族类别化从建国起就是美国的核心问题。更准确地说，种族类别通过联邦人口普查被定义、增加、更改的方式，揭示了普查在推动和维持白人至上主义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人口普查是种族国家的关键工具，它可以操纵人口类别，考虑各类人群是否适合被纳入进国家，而这个国家长期以来都被想象为属于白人，且不可避免地要由白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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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自美国建国以来的历次关键普查，我们可以看到种族是如何被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而不同时期的种族分类又是如何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自然且不可避免的，而非人造、可塑的。国家通过人口普查制造种族，而种族和种族主义又通过合乎逻辑的反馈回路制造了人口普查。正如社会学家们所说的那样，至少从1790年至1970年，“白人身份和权力推动了种族群体的增补和删减、种族群体的名称，以及普查官员观察和记录参与者种族的惯例。”

纵观150年的种族普查史，人们会发现种族国家如何通过定义种族类别（有时通过取消种族）的方式，十年十年地制造种族。例如，在1850年的普查中，华盛顿补充了“穆拉托人”（mulato）的种族选项——历史学家帕特里西亚·科林（Patricia Cline Cohen）指出，此举任由“普查员在检查肤色的基础上做出判断”，最终，同一个人在某些普查中被归类为黑人，在其他普查中又被归类为穆拉托人。随着新的类别被补充进来，旧的类别被删减，同样的过程反复发生。

1850年的人口普查第一次计算了拉丁裔，这既是因为得克萨斯在1845年加入美国成为一个州，也是因为1848年有11.5万名墨西哥人被不情愿地吸收进来，他们一夜之间成了美国公民。于是，最早的一批墨西哥裔美国人就被算进了1850年的人口普查。但他们究竟应被归类为白人、黑人还是穆拉托人，各地的标准均有不同。

1860年，人口普查第一次将“印第安人”当作种族类别包括进来。考虑到地方背景，大量墨西哥裔美国人有可能被算进这个类别，因为它只包括生活在部落领地之外的印第安人。在1870年普查前，南北战争已经结束了，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而激进共和党人占据主导的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以及宪法的十三、十四、十五修正案。尽管发生了狂飙式的改革，但人口普查维持同样的黑人和穆拉托人的定义，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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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它在“有色人种”类别下补充了“华人”，反映了对华人移民与日俱增的敌意。加利福尼亚在全美率先制定反华法案，于1850年代向“外国”矿工课税，并在1882年联邦《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出台三年前就禁止雇佣华工。到下一次普查，西海岸地区一直招募日本劳工以填补《排华法案》造成的缺口。相应地，官员们在人口普查员用来给人群分类的种族选项中补充了“日裔”。

到了1890年，种族的概念扩大，除了印第安人、黑人、穆拉托人，亚洲人也被囊括进来。但这19世纪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还补充了两个新的类别，根据血统纯度，进一步细化黑人——四分之一黑人（quadroon）和八分之一黑人（octoroon）。白人精英对于种族“纯洁”和种族“混合”程度倍感焦虑。

1917年，国会圈定了臭名昭著的“亚洲禁区”（Asiatic Barred Zone），实际上将排斥范围从先前的华工扩张到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移民。法律学者邓新源（Bill Ong Hing）指出，仅有的不受禁令影响的亚洲移民是菲律宾人和关岛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是因为他们在19年前从西班牙殖民地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此外，1917年的禁令规定亚洲各国的学生、教师和商人是例外，尽管这个口子在1924年的《归化法案》中被关闭。三年后，对亚洲人的厌恶在1920年人口普查中变得显而易见。人口普查首次包括了三个新的亚洲种族类别供普查员选择：“菲律宾人”“印度教徒”和“朝鲜人”。

与此同时，尽管一些欧洲人显然比另一些欧洲人更受到偏爱，但欧洲祖源地在过去从来都不是人口普查的种族/肤色类别。然而，许多亚洲祖源地类别和一项拉美类别（墨西哥裔）却成为人口普查的种族选项。这可能意味着这一理论——白人类别弹性很大，足以吸纳连续不断的群体。

墨西哥裔美国人对“白人身份”的控制显然很弱，因为这一身份可以在两次十年普查之间被取消。尽管只持续了一个人口普查的时间，但“墨西哥裔”的种族选项分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将墨西哥裔美国人界定为“墨西哥裔”种族的意图在于，这样做能有效地将他们遣返。政客和新闻记者拿墨西哥裔当做大萧条的替罪羊，联邦、州、郡的执法官员在这样的挑唆之下，于1930年代初突袭拉丁裔占多数的工作场所和居民区。遣返使得得克萨斯的墨西哥裔美国人数量锐减，在1930—1940年减少了40%。加利福尼亚在同一时期因“自愿”离境或政府遣返而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墨西哥裔人口。后来经过证实，为了确认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墨西哥人身份以便将其遣返，有人违反人口普查数据使用方面的政府法规，违规使用了1930年人口普查中保密的姓名和地址信息。在达拉斯、圣安东尼奥、埃尔帕索和休斯顿等城市，官员们凭借193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重新将墨西哥裔美国人分类为“有色人种”。

后来，拉丁裔民权领袖抗议这些滥用行为。1940年人口普查中种族选项的唯一一处修改就是删除了“墨西哥裔”类别。这样，拉丁裔就在人口普查中保持了形式上的白人地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地位并不符合他们作为一个次等种族群体的实际社会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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