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长期以来，鸭绿江一直是中国与朝鲜两国之间的天然界限。鸭绿江由长白山天池发源，流向西南，经中国吉林、辽宁两省后，在丹东入黄海。中国长期占有的鸭绿江北岸，由长白山脉和辽东丘陵构成，其地势较南岸更为平缓，山间平地较多，是水草丰美的宜居之处，也是清朝的“龙兴之地”。

清崇德三年（1638年），还未“入关”正式成为中原统治者的皇太极为了保护这片“龙兴之地”，防止朝鲜人进入宽甸（今辽宁省宽甸县）等地挖参，下令从凤凰城（今辽宁省丹东市凤城区）至威远堡（今辽宁省本溪）建筑一条结合了土堤和壕沟的边防工事，由于在土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故该工事又被叫作“柳条边”。从此，“柳条边”成了除鸭绿江外，中国与朝鲜的边界之一。

光绪三年（1877），随着长期以来大量人口移入原本被视为“禁区”的长白山地区，柳条边开禁，沿线桓仁（怀仁）、宽甸、通化等地被正式设县。就在当年，在怀仁县县令章樾门下任幕僚的关月山在鸭绿江的一条支流——通沟河附近的荒草杂蔓中发现了一座石碑，该碑高6米多，周身四面环刻隶楷汉字44行，共计1700余字。

关山月先是手拓数字带回署衙，回禀章樾，得到其应允后，将此碑“焚火除苔”以期得到完整的碑文拓本，但这也导致石碑的下半部遭受严重损伤；加上部分碑文本就漫漶不清，之后有人以石灰修补，使得对此碑碑文的解读及其所代表的背后历史，随着20世纪前后朝鲜半岛局势变化，成了中、日、韩/朝之间一段争论不休的文化公案。

晚清学界崇尚“小学”，学者都热衷于收集金石，在得到完整的碑文拓片后，很快有中国学者断定这块石碑记录的是关于高句丽第十九代好太王的事迹；结合中国史籍中的记载，甚至可以推测出碑文中记载的立碑时间“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迁就山陵”即是晋安帝义熙十年（414），这块碑应是好太王陵墓的墓碑。

好太王碑文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高句丽的建国传说，以及好太王的简要生平——他18岁登基，号“永乐太王”；39岁驾崩，谥号“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第二部分重点描述了好太王的功绩，大败百济，助新罗抗倭，攻东扶余，使高句丽获得了朝鲜半岛的统治权；第三部分则是关于他去世后守墓人的来源和数量规模。

由于好太王碑文中详述了一些关于古代日本（倭）入侵朝鲜半岛的事件：比如391年，倭渡海打败百济和新罗使其臣服；399年，百济和倭联合入侵新罗，新罗向高句丽求助；400年，高句丽将倭从新罗和朝鲜半岛南部逐出；404年，高句丽再次打败从海上入侵的倭，因此日方极为关注好太王碑的研究进展。

光绪九年（1883年），已有日本人将好太王碑的全本拓本带回日本研究。很快，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就开始让倾向军队的学者青江秀和横井忠直进行识读考证，横井忠直由此写成了《高句丽古碑考》，在日本影响很大。通过解读碑文，横井忠直竭力想说明日本曾统治过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任那等国，显然想为日军参谋本部入侵朝鲜寻找历史依据。

好太王碑拓本

日本想侵占朝鲜半岛，乃至称霸东亚的觊觎之心早在1590年丰臣秀吉回复朝鲜国王的国书中就有所体现——“欲征大明四百余州，愿显嘉名于三国”。侵朝是征服中国的先导，也是明治维新后，一举成为世界强国的日本处心积虑想要发动的关键战争。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遂签订《马关条约》。该条约一直被视为日本全面侵韩的先声，清政府也由此放弃了对朝鲜国的宗主国地位以及相应的干涉权利。

不单朝鲜，《马关条约》甚至将辽东半岛的主权也交给了日本，虽然此后在“三国干涉还辽”的压力下，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拿回了主权，但充分证明其自身大厦将倾，对于辽东这片曾经的“龙兴之地”更是无力维护了。

而日本方面很早就认识到侵略战争不仅是军事活动，为了稳固自己日后的统治，文化侵略也很关键——要彻底调查被侵略国家的历史遗迹和文物，特别是关于领土主权的文物，对其进行“特别处理”，以期达到篡改历史，最终实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

20世纪初，日本学者最早开始对中国的桓仁、集安（辑安）以及朝鲜平壤地区的高句丽王城和墓葬开展调查和小范围试掘活动。桓仁和集安都曾是高句丽早期都城所在之处，集安有名为尉那岩-丸都山城和被定名为国内城的平地城，这是典型的山城与平地城相结合的高句丽王城组合。

丸都山城中国吉林网

这两地还遍布各时期的高句丽墓葬——早期的积石墓和晚期的封土石室墓：积石墓外型类似金字塔，集安附近十几座规模巨大、砌造考究的高句丽王陵均为积石墓；封土石室墓则有内容丰富，色彩鲜艳的壁画，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将军墓、舞踊墓、角觝墓、三室墓、四神墓、冉牟墓、环纹墓等30余座墓葬。朝鲜的平壤地区则是高句丽后期的建都之处，平壤有与集安形式相似的大城山城和清岩里土城，以平壤为中心的大同江下游则广布高句丽晚期的封土石室墓。

吉林集安，高句丽贵族墓葬群世界遗产中心

除了对上述城址和墓葬进行基本的测绘和初步挖掘外，日本学者还以“文物保护”的名义，将大量高句丽文物运往本国收藏研究。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借助这一傀儡政权提供的“便利”，日本学者又对中国吉林境内的高句丽遗迹进行“深入”考古调查。

1935年9月28日至10月5日，日本学者池内宏、梅原末治、滨田耕策、三上次男、水野清一、田中丰藏、小泉显夫等对集安与桓仁周边的冉牟墓、四神墓、三室墓、太王陵、将军墓、千秋墓、西大墓、山城子山城、通沟城等高句丽文物遗迹进行调查。这次考察成果被池内宏与梅原末治写成了《通沟》一书，其上、下卷分别于1938年和1940年由日满文化协会出版，成为研究高句丽史的代表性著作。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境内的高句丽文化遗迹一改过去缺乏专门管理的状态，迎来了新的生机。

吉林的通化、集安首先于20世纪60年初组织了文物普查队，对其辖区内的文物进行普查。1961年，好太王碑和洞沟（通沟）古墓群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1963年9月，中朝联合考古对集安周边的高句丽遗址展开了调查，对好太王碑进行实测，重新制作拓本，并清理了若干壁画墓。1968年和1970年，约有700多座墓葬集中在这两年被发掘，其中包括重要的长川1号壁画墓，壁画中伎乐百戏、山林逐猎场面和供养人图堪称高句丽壁画的代表作。1997年，长川古墓群和采石场遗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长川1号墓壁画 山林逐猎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辽宁省博物馆考古工作队和本溪市博物馆，对桓仁县的五女山山城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从其遗迹和遗物判定五女山山城是高句丽早期的都城纥升骨城。1996年，五女山山城被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另外，吉林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集安博物馆先后于1997年和2008年组织了对洞沟古墓群的测绘工作，确认洞沟平原现存7000余座高句丽时期的古墓，并公开出版了调查测绘报告，为进一步加强洞沟古墓群的管理、保护和研究提供了切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