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灭亡与藩镇割据密切相关。到了公元8世纪末，李唐皇室几乎失去了对大部分土地的控制，地方权臣掌握了重兵，皇室不得不依赖这些有异心的大臣们，最终在朱温的起义下，唐朝被推翻。

与此不同的是，尽管末年的清朝同样遭遇了太平天国起义和列强的侵略，直到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时，清朝的地方总督基本没有发动过叛乱。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背后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权力结构的不同。唐朝的节度使，到了后期，几乎等同于地方的“土皇帝”。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了加强地方镇压叛乱的能力，赋予节度使越来越大的权力。758年，唐肃宗下令，取消了采访使职位，将其职责交由节度使掌管。采访使的职能原本是监督地方官员，以防止节度使的权力过大。然而，唐肃宗的决定让节度使掌握了地方的军事和行政大权，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杀予夺。

而清朝的总督虽然负责的辖区和兵力比唐朝节度使还要庞大，但他们的权力远没有唐代节度使那么大。清朝的总督必须严格服从中央的命令，尤其是在军事指挥上，任何副将以上的将领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并且，清朝的税收大部分上缴中央，地方的财政支持非常有限，不能为总督积累私人军力。更重要的是，总督和巡抚之间互相制约，两个职务分工明确，不能单独掌控一个省的所有事务。

其次，唐朝在任用官员时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很多外族和异姓的人才都被任用，这使得唐朝一度强盛。但这种做法也埋下了内乱的隐患，节度使们的权力逐渐膨胀，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崩溃。相比之下，清朝为了避免地方过于分权，尽量避免汉族人掌握重要职位，尤其是地方大员总督，清朝多由满洲人担任，偶尔也会让蒙古人出任。这是为了确保地方政权的稳定，防止过大的地方势力形成。

第三，清朝的决策更为稳健。尽管唐朝和清朝在遭遇大规模农民起义（如黄巢之乱和太平天国）后都处于衰弱状态，但清朝在决策和权力调配上显得更加有序。比如在太平天国灭亡后，曾国藩带领的湘军虽然表现出色，但慈禧太后始终保持了对湘军的控制，确保他们不会威胁到中央权力。曾国藩虽然被提拔为直隶总督，实际上却被安置在京师附近，失去了湘军的指挥权。这样，中央一直控制着局势，防止了地方势力的膨胀。

然而，清朝的衰落在晚期还是不可避免。尽管没有像唐朝那样发生名义上的叛乱，但清朝仍然依赖汉族官员进行地方管理。随着列强的压力，像左宗棠、李鸿章和曾国藩等人逐渐与外国势力合作。最著名的例子是“东南互保”，即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东南的省份为了避免列强向南方扩展，决定不出兵援助北京的清朝皇室，这让清朝的中央控制力大幅度下降。 因此，唐朝节度使和清朝总督之间的异同，不仅揭示了两个朝代的政治结构，也为我们提供了有趣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