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大走下坡路，以后尽管双方进行了一些谈判，但是最终还是破裂，周恩来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国共之间谈判形同中止。

但是，美国政府也以越来越积极的姿态介入中国事务且介入国共关系，并最终由幕后走到前台来直接调处国共关系问题。

美国对国共问题的关心由来已久。

早在开罗会议期间，1943年11月2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向蒋介石询及中国内部的共产党问题，建议蒋在战争尚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言欢，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并提醒说，美国人“不会陷入中国的任何内战的陷阱里”。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他又建议蒋介石“修正对延安之策略，稍作让步，俾由谈判途径解决争端，恢复团结，消弭中国之军事、经济危机”。并且，他还转达罗斯福的口信说：

“国共两党，不宜延续内争，务须促其团结，一致抗日，倘两党不能直接商谈合作，则可邀一友人从旁促成，吾人愿任此一友人。”

美国政府正式提出了调处国共关系的愿望。

华莱士访华，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让美国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以在将来大反攻时在东南沿海获得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援。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了。

7月22日，美国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与中共探讨战略反攻时合作抗日的可能性。

8 月底，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建议蒋介石采取“有政治家风度的步骤”，说：如果不能“在广泛的基础上”解决国共争端，不如先成立一个类似战时内阁性质的“握有完全的权力”的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委员会”。9月6日，美国正式派曾任美国陆军部长的赫尔利少将来中国，以总统特使的身份直接调处国共关系。

美国远在大洋彼岸，为什么对国共关系问题如此感兴趣？

主要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人被迫加入了对日作战的行列。从这时起，美国总统罗斯福便制定了击败日本法西斯、在远东建立起美国人的支配地位的战略。为此，他把中国纳入了美国的战略轨道，即：

“一方面，大力援助中国，希望用庞大的中国战场来拖住日本，以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所承受的压力；另一方面，积极拉拢蒋介石，甚至把蒋推上了所谓“四强”之一领袖的宝座，企图在战争尚未结束之前就在中国扶植起个以蒋为首的统一而稳定的亲美政权，以便自己在未来的美苏角逐中处于优势地位。”

并且，罗斯福深知，日本人战败后，在远东不可能会出现一个等着美国人来填补的“权力真空”。美国要想在战后的远东确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势必会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崛起的苏联迎头相撞。而一个“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的统一稳定的中国，对苏联向远东扩张的“野心”将形成一道“屏障”，“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从而对美国争霸远东起到战略伙伴作用。

但是，国共关系的恶化，则有使美国在中国的巨大努力付诸东流的危险。因为国共关系的紧张，势必会导致两党在军事上的对峙乃至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削弱中国自身的抗日力量， 迟滞日本法西斯灭亡的进程，从而增加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伤亡。更为重要的是，国共关系的恶化，使美国人仿佛看到了一幅可怕的内战景象，而一个在“内战和无政府状态中无限期打滚”的战后中国，只能是“最可能造成麻烦的地方”，成为美国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从而使美国人给蒋介石的巨大援助打了水漂，最终把美国人称霸远东的“伟大梦想”化为泡影。

美国人做什么都像做生意似的，不会做亏本的买卖。既然国共关系的恶化会如此强烈地冲击着美国对日作战的计划、特别是其称霸远东的野心，那么，白宫的决策者们对国共关系神经过敏，不避干涉中国内政之嫌地派赫尔利赴华直接调处国共关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便有了华莱士访华且美国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之事。

对于美国人的介入，毛泽东和中共方面是持欢迎的。

因为，毛泽东等人同样认为国共对立，不利于中国的抗战，对于打败日本是一大障碍。

此外，中共也希望得到同盟国援华物资的一部分。

这样，美国介入国共和谈就成为了可能。随后，罗斯福派出特使赫尔利来到中国，专门调停国共关系，以促进两党两军的统一。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凝聚在毛泽东旗帜下》一书记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该书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与《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被誉为“毛泽东领袖史”，为近年来毛泽东研究的难得的优秀佳作，销量已过百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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