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太康元年（280），西晋将领王濬攻克东吴都城建业，接受吴末帝孙皓投降，让西晋完成了再度统一的伟业。可这位名将并未得到首功，还被源源不断的恶意诋毁，甚至公认他“过浮于功”，是“小丈夫之悻悻”，而王濬同样愤恨不已，晚年靠酗酒度日，如此名将为何如此落魄呢？

一、展露锋芒，二王争功

泰始八年（272），在尚书左仆射羊祜的推荐下，王濬被晋武帝司马炎拜为益州刺史，负责建造灭吴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这些船的规模比更善水战的东吴所造的更大更强，“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咸宁五年（279），镇南大将军杜预上书建议司马炎一举灭亡东吴，于是西晋举六路大军伐吴。

王濬率领大量水师自成都沿江而下，连破东吴布下的横江铁索和水面铁锥，克丹阳、捣西陵、降夏口，“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上流诸军，素无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就这样，王濬一路横推到了东吴首都建业，而吴帝孙皓和大臣们皆被连天蔽江的大船吓破胆，向王濬递上降表。

太康元年（280），王濬代表司马炎接受了孙皓的投降，不过鉴于灭蜀后钟会、邓艾的做法和下场，王濬不仅没敢在东吴承制拜官，而且多次上书向司马炎说明情况，为的就是不复前辈们的结局，然而他还是得罪了权势比他更大的安东将军王浑，两人此后一直因为灭吴之事不和。

西晋启动灭吴之战时，司马炎命杜预节制王濬，然而杜预认为，“若濬得下建平，则顺流长驱，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于我。若不能克，则无缘得施节度”，让王濬随意发挥。等王濬到达建业后，司马炎命王浑节制王濬，可王浑此时刚击败东吴丞相张悌，正等着司马炎下达总攻的命令，没成想被王濬抢先了，这让王浑如何不气愤。

二、灭吴首功，主次之分

面对二王上书的指责和自辩，司马炎一如父亲司马昭那般头疼，王浑堂堂正正击败东吴主力，不居功自傲而是等待自己的命令，且王濬率水师到达时王浑还派遣了使者的；而王濬不顾主帅之命，但也是没造成多大损失便攻破了建业，可以说功大于过，且司马炎敏锐发现了二王之争的本质。

王浑出身太原王氏，加上他本人文武双全，是司马炎都得拉拢的存在，王濬则是弘农人，权势地位比不过王浑，但他同样有大才，自然不甘居于王浑之下。二王相争的局面自然是司马炎愿意见到的，于是他丝毫不在意王浑及其党羽对王濬的诋毁，也不追究王濬居功自傲做出的无礼行为。

“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亲见之耳”，当孙皓投降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司马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灭吴的“总设计师”——羊祜，是羊祜让司马炎下定决心灭吴，能灭吴的文臣武将大多都由羊祜推荐，而羊祜却病逝在司马炎灭吴一统事业之前，为了缅怀这位故人，司马炎把灭吴的首功加在了他的身上。

不过王濬还是拗不过王浑的大腿，王浑在封赏中占了上风，被封为京陵公，王濬只被封为襄阳县侯，不过为了扶持起王濬，司马炎还是给予了他很多殊荣，如拜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后，“诏依征镇给五百大车，增兵五百人为辅国营，给亲骑百人、官骑十人，置司马”，封其子王彝为杨乡亭侯，还给了财物等赏赐。

三、纵情奢侈，矜功负罪

不过王濬依然认为灭吴首功在自己，常常向司马炎诉苦，“陈其攻伐之劳，及见枉之状，或不胜忿愤，径出不辞”，认为是王浑针对自己，就连王浑因公事拜访自己时，他还安排卫士严加戒备，然后才接见，且王浑同样猜疑防备王濬，好在司马炎宽宏大量，二王并未重蹈邓艾、钟会故事。

不过王濬也并非独木难支，任益州护军的范通曾劝他说：“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吴之事”，还有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前温县令李密等人为王濬求情，认为他功劳大而封赏轻，晋武帝于是升王濬为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不过王濬依然闷闷不乐。

就连王濬自己都知道或有祸事，“吾始惧邓艾之事，畏祸及”，在得到高位封赏后，虽依然不及王浑，但也没再找司马炎的麻烦，且不再守节俭美德，“以勋高位重，不复素业自居，乃玉食锦服，纵奢侈以自逸”，后又转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后军将军如故。

后人称赞王濬灭吴的豪情，认为他兵贵神速立下大功，但也批评他矜功有罪，“居美未尽善，矜功徒自伤”，事实确实如此，若无司马昭提出并实施“先定巴蜀，水陆并进”和邓艾、钟会灭蜀，又怎么会有王濬能在益州造船？若无羊祜的谋划和举荐，王濬又怎能顺利兵临建业？而始终认为自己是被王浑压制的王濬实为小丈夫之悻悻，“而忘羊、杜；浑又争之，过浮于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