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女学生杨景媛，手握名校法学博士的入场券，本有着光明坦途。若选择悄悄读博，默默开启学术新篇，无疑是稳妥且明智之举。然而，毕业前她却做出了惊人之举，从维权者摇身一变成为网络施暴者，将事件推向不可收拾的境地。

她本应在一审判决支持其部分诉求后，选择偃旗息鼓。毕竟，在常人看来，目标达成，见好就收才是理性之举。但杨景媛却截然不同，道歉与沉默对她而言绝无可能。她以亢奋姿态，在多个平台持续攻击肖同学，曝光隐私、嘲讽贬低，还炫耀自己即将赴美深造的资本，甚至威胁要将“黑材料”寄到肖同学未来可能求学之处。这种不计成本、不顾风险的穷追猛打，实在令人费解。

深入剖析，杨景媛的行为并非简单的“得理不饶人”或“不理智”，而是源于根植于人性深处的病态表演欲望与偏执的权力快感。她将整个事件变成了一场精心编排的公开表演，追求的不仅是法院的判决书，更是持续的关注与喝彩。

学校偏向她的处理，以及网络流量汇聚形成的聚光灯效应，如同“精神鸦片”，让她沉醉于成为舞台中心主角的幻觉。她享受着“受害天使”与“勇猛斗士”的双重角色，沉醉于撬动名校权威打击“敌人”的快感，以及即将踏上辉煌学术旅程的憧憬。这种全方位的“被看见”“被重视”“被赋能”的感觉，让她不顾一切地将“表演”推向高潮。

杨景媛的表演型人格在这场闹剧中暴露无遗。从最初遭遇肖同学“凝视”时，她没有选择立刻避开或寻求帮助，而是冷静地进行了长达70分钟的视频录制。这70分钟，是她精心布置的“取证”陷阱，充满了战略意味。

而且，她录音中的提问方式充满诱导性，并非开放性地询问情况，而是引导对方做出符合其预设“罪行”的表述。作为一个法学生，她不可能不清楚有效的证据采集方式，却选择了这种容易引发争议的手段。这背后，是她对构建完整、震撼叙事的需求，是为了填充“剧本”，以便在未来展开更大规模、更戏剧性的控诉。

而武汉大学在事件初期的处理方式，无疑为杨景媛的疯狂行为推波助澜。武大本应扮演客观公正的仲裁者，却在未经严密调查、充分听取双方陈述、缺乏专业鉴定结论支持的情况下，匆忙出台了一份几乎全盘接受杨景媛方陈述、粗暴定性肖同学行为不当的调查报告。这份草率的报告，如同给杨景媛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她误以为权威站在自己一边，自己的诉求即使脱离事实逻辑与程序正义，也能得到支持。

此后，当杨景媛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暴露肖同学隐私、嘲讽受害者、发布威胁性言论时，武汉大学却集体失声。它没有对受害的肖同学表达任何歉意或关注，也没有约束杨景媛利用法学博士生身份施暴的行为。直到舆论倒逼和相关部门可能施加压力时，才小心翼翼地启动调查，且这调查更像是被迫摆出的姿态。而对于最初那份报告给肖同学造成的毁灭性伤害，武大至今没有给出有效的、有尊严的交代。

杨景媛后续被爆出的“论文造假”“学术不端”“冒充公职人员”等疑点，以及武大内部一些管理者牵涉其中的“行为不端”嫌疑，都揭示了武大内部某些环节的系统性腐化和价值坍塌。在这种氛围下，“杨景媛们”的出现或许并非偶然，而是规则被玩弄、程序正义让位于利益或情绪、惩戒机制选择性失效的产物。

杨景媛从受害者滑向加害者的全过程，表面源于其表演型人格障碍和对聚光灯的贪欲，实则是当代互联网畸生态下病态审美的投射。而武汉大学，无疑是整场闹剧的始作俑者和最大幕后推手。其系统性的不作为、拉偏架后的选择性盲视，以及内部爆出的种种丑闻与混乱，为扭曲行为提供了肆意疯长的沃土。

这场闹剧带来的灾难性连锁反应，让社会法律与道德的基石遭受重创。当高等学府沦为偏袒强权者的帮凶，当“准法律工作者”将所学用于构陷折磨他人，当网络成为施暴者的公共刑场，当真相在喧嚣中被肢解，我们赖以生存的信任契约和规则底线被无情撕裂。

杨景媛最终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关键在于武大能否从道德废墟中站起来，找回教育殿堂的尊严；整个社会能否从这残酷镜鉴中，重新审视程序正义与集体操守的分量。毕竟，纵容虐人事件的系统，比虐猫者更可怕，谁来审判、重塑这样的系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沉默，只会让毒菌继续无声扩张，吞噬社会的健康肌体。

图片来自网络，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