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下旬，中央委员会在小河村召开了重要的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后方建设的战略问题。在会议中，毛泽东向与会的同志们阐述了对后方建设的思考：“在陕北的军事和财政上，我们主要依赖晋绥，而战争的推移使得陕北地区我党控制的地方和人口不断缩小，今后形势更为严峻。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一局面，贺龙将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统一指挥后方工作，采取精简节约的方针，推动地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贺龙的确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他积极投入到后方的生产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毛主席曾高度赞扬贺龙，称他为当代的“萧何”。尽管如此，后方的工作往往不如前线作战那样引人注目，因此，许多人对贺龙的功绩认识有所偏差，甚至有人疑惑，既然贺龙在解放战争中没有亲自指挥大战，为什么还能够成为开国元帅呢？

这种看法未免有些片面。事实上，贺龙虽然在解放战争中没有直接指挥重要战役，但他在后方所做的贡献，绝不亚于任何前线将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贺龙趁机率军反攻晋中，并与聂荣臻会师，接着他又发起了绥远战役，成功解放了绥东和绥南，为后来的谈判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蒋介石撕毁和平协定，国民党再次发动进攻，贺龙在晋北战役中表现卓越，歼灭了敌人八千多人，并有效切断了敌人两支主力的联系线。

然而，敌人的西北攻势依然未减，胡宗南紧随其后进犯延安。面对敌人强大的压力，毛主席提出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战略思路，最终决定撤离延安并转移至陕北。在这一关键时刻，贺龙所负责的任务则是保卫大西北，尤其是延安这一根据地。这一任务非常艰巨，胡宗南的部队是敌人的精锐，且战斗在物资极其匮乏的环境中进行。然而，贺龙与中央军委的配合紧密，迅速调动兵力，加强边区的防线。

随着战局的变化，中央决定将防卫任务交给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而贺龙则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手下的部队交给了彭德怀。他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私心，始终坚持党和国家利益至上，展示了大将风范。

战事平定后，贺龙被派往晋绥地区负责后方建设。晋绥曾是敌人重点攻占的前线，如今变成了亟待重建的后方。后方虽然看似远离战火，却肩负着极其重要的支援任务，尤其是粮草和军需物资的供给直接关系到前线的胜利。贺龙在后勤保障方面经验丰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以高效的后方建设著称。

1940年代初期，日军频繁扫荡八路军的后方，意图断绝抗日力量的补给。为了应对这一威胁，贺龙被任命为镇守后方的指挥官，并以其出色的组织才能，成功开展了包括南泥湾在内的大规模生产活动，极大改善了根据地的物资状况。

贺龙的才能不仅仅体现在管理物资上，他还着眼于长远发展。为了解决武器短缺问题，他决心在边区建立兵工厂。尽管面临技术和资源的双重困难，贺龙通过严密的规划和广泛的动员，成功建立了兵工厂，并使其在短短一年内投入生产。到1948年，贺龙的兵工厂不仅能够稳定生产弹药，还逐步研发出更为精良的武器装备。

此外，贺龙还通过修建兵站、加强交通保障等手段，确保了前线的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送达。由于边区的群众广泛参与，他在推动农业生产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确保了前线士兵的粮草供应。

随着战局变化，贺龙不仅稳住了后方，还积极参与前线的军事行动。尤其是在1948年，他指挥的地方部队通过巧妙的战术，成功迷惑了敌人的主力部队，令敌人误以为他率领的是主力进攻部队，从而为西北野战军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机会。

1949年秋，随着解放大西南的战略展开，贺龙再次重返战场。在刘邓大军进攻川黔的同时，贺龙带领十八军团从陕北进入四川，成功施展疑兵之计，让蒋介石误判了我军的战略意图，最终导致敌军的严重误判与战略失误。在这一过程中，贺龙不仅成功牵制了敌人的主力，还在敌人撤退时实施了精准的打击，最终帮助我方解放了西南地区。

贺龙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使得他成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中的后方建设和西南解放战役中，贺龙都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4年，贺龙被调往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在60年代参与了军队现代化改革，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此外，作为中央体委主任，贺龙推动了中国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经过他的努力，国家体育事业焕发新生，群众的体育热情也得到极大调动，尤其是中国的专业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逐渐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