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数千年，社会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而每一次社会进步，往往有赖于与时代同频、为家国命运鼓而呼的开明人士或进步人士，以及他们所推动的社会变革，甚至是革命。

简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每一个朝代的开明人士或进步人士，就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

但也不容否认，开明人士或进步人士，其实分为两种人：一种是身体力行、躬身入局，以积极的行动参与或推动社会变革，倾其所有，不留余地。各个时期坚定的革命者，便是这种进步阶级；还有一种则是思想开明或进步、而行动力有限或激情有限的泛进步人士，他们是口头上的改革家，但在行动上留有余地甚至左右逢源、立场多变。

历史地看，对于第一种进步人士，但凡他们的变革行为代表了历史的正确方向，则我们怎么赞美他们都不过分；而第二种进步人士，历史往往也不吝赞赏，毕竟他们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份子。

诚然，有限进步的开明人士，往往是社会革命阶级首要团结争取的对象。历史上无数实践证明，其中部分有限进步人士会转变为彻底的社会改革家或革命家；而部分有限进步人士则难以转化自己的立场，终其一生都掩身于他们作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观念屏障之后，即：思想上认同进步，也愿意为之鼓而呼，但若要牺牲自己的前途利益、家族利益尤其是个人安危，则一概免谈。

这块清代【壸范垂青】匾，题匾字迹已经斑驳模糊，但从中能读到不同寻常的历史意味。此匾题写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其题匾人谢远涵，就是这样一位有限进步人士：他一生接近进步阶级，认同不同时期的社会变革，但同时又总是跟彻底的变革力量保持安全的距离。

【壸范垂青】匾 谢远涵题

谢远涵是光绪甲午科进士，他虽属清廷体制内的官僚，但思想却十分开明——他预见并赞同摇摇欲坠的大清亟需一场“刮骨疗毒”式的变革。

光绪二十一年（1895），谢远涵高调参加了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反对《马关条约》，提出变法的主张。谢远涵在策试中针对时弊，力主“变通”。亦因如此，当时的进步派“一号人物”、大佬康有为，十分器重谢远涵。

随着康有为一再上书，他的变法主张吸引了光绪皇帝的注意。变法势在必行，而且主导人必定是康有为。这是所有有识之士都能看清楚的时局。

但这时候谢远涵却开始退却了，他主动疏远了进步派，退回翰林院当他的编修官，闭口不问政事。或许谢远涵的内心很清楚，变法这种事，极其危险。虽然光绪本人是支持变法的，但架不过慈禧太后不喜欢新政啊。

后面的局势果然如谢远涵预测的那样。

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历六月，在光绪皇帝的授意下，在康有为的理论设计下，二者开始合作实施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同年农历八月，慈禧太后清算变法派官员，杀了戊戌六君子，又把光绪皇帝软禁起来。戊戌变法宣告失败。而变法领袖、进步派标志性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则出走日本，免遭清算。

很难说谢远涵是不是未卜先知，察觉戊戌变法不可能成功，抑或他仅仅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本能，主动远离了搞不好要掉脑袋的变法事宜。反正本为进步派人士的谢远涵，没有卷入戊戌政治风波，这对他个人而言显然是幸事。

但时局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了。此后数年，尤其是庚子事变之后，推翻清朝统治越来越成为全天下进步人士的共识；以孙中山、章太炎等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极力主张革命。

对此，谢远涵观望以待。一方面，他洞悉了清朝必将覆灭的趋势，内心顺应时局变化，绝不为大清辩护；另一方面，他暂时有意识地跟持革命主张的进步派人士保持距离。

反观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此时已由前进步派人士蜕变为冥顽不灵的保皇派人士——或许他骨子里是想一报光绪当年对他的知遇之恩罢。总之，康有为的思想观点，跟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是截然对立的。从社会进化论角度看，康有为不再是进步人士。

辛亥革命后，谢远涵主动拥抱革命党人，四处宣传“民国建立，五族共和，民权平等”，并号召剪辫子。为此，北洋政府拟任命谢远涵为江西都督，但他出于谨慎考虑，婉言谢绝了。

而康有为在民国二年（1913年）归国后，就成为了保皇党领袖，他不但反对共和制，且一直谋划末代皇帝溥仪复位。在新文化运动中，康有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推崇孔子的主张，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坚决反对当时流行的“批孔”、“倒孔”运动。

民国五年（1916），在进步派人士中颇有威望的谢远涵，被邀请担任北洋政府代理内务部长。不久后，谢远涵还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并受到了孙中山这个革命党“一号人物”的器重。总之，谢远涵又一次站在了时代进步的一面。

眼见谢远涵掌握了权力，康有为向这位曾一同参加“公车上书”的前同仁写了一封信，该信后被编入康有为文集，名为《致谢远涵书》。康有为在信中要求谢远涵站出来，想方设法保护各地孔庙，并以半胁迫口吻给谢远涵指出不保护孔教的后果：“君不行，则永远得罪于天下后世，得罪于圣教。轻重大小孰择，惟君图之。”

陈独秀批孔，康有为尊孔，他们代表了民国新文化运动的两种不同观念。谢远涵本人到底站在哪一个立场？历史记述语焉不详。他本人是什么立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总是追随潮流（当时的主流新文化观是打倒孔家店）——这是他作为进步派人士的处世哲学底色——但保持在安全距离。

民国六年（1917），康有为拥护且配合军阀张勋发动复辟，拥立溥仪登基，但不久宣告失败，康有为潜逃。从此，曾经的进步派大佬康有为，彻底活成了他以前讨厌的样子，他隐居于各地，逐渐消失于历史舞台。

康有为作为清末民初的进步派领袖，后来一步步站到了时代的对立面，他虽然被历史抛弃了，但他的立场始终是鲜明的——遵从于自己的内心。而谢远涵作为进步派人士的特色，则是放弃自我，“审时度势”，拥护潮流，绝不逆行于形势走向。

民国七年（1918），谢远涵作为中华革命党中的新贵，孙中山眼中的红人，被孙中山委派赴洛阳，跟直系军阀领袖吴佩孚商谈国事，但吴佩孚的霸道气势，让谢远涵瞬间就失去了与之作政治斗争的勇气，谈判不了了之。

一句话，谢远涵只赴顺风局，每遇逆风局则躲避了之。

民国十一年（1922）六月，北洋各系军阀争夺江西省的话语权，大总统黎元洪顺应孙中山的要求，任命谢远涵为江西省长。谢远涵是江西兴国人，在各系争夺的情况下，他出任江西省长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凶狠的政治斗争让谢远涵打起了退堂鼓，他始终不敢赴任，最终又是不了了之。

谢远涵

行文至此，我想为谢远涵说一句历史好话：他就是个老实人。他虽有洞察时局的智慧，也总想“进步”，但就行动力而言，他归根结底只是个老实人。老实人难成大事，并且会越混越差，但也不会去作恶。

民国二十一年（1932），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中越混越差的谢远涵，被任命为江西赣州行政公署长官。当时，赣州辖区多为苏区县，是中国红色革命的摇篮。但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长官，赣州公署长官的首要任务就是“剿共”——这不是跟广大共产党人和红色革命豪杰作对吗？谢远涵又一次拒绝上任，转身去了上海隐居。

如前所述，打退堂鼓确实是谢远涵的主要履历。但不管是出于何种考虑，他拒绝镇压或对抗中国红色革命力量，这是值得历史性赞许的。

民国38年（1949）春，江西赣州解放前夕，作为颇具声望的前清遗老、民国元老，谢远涵终于在拥护潮流、追求进步的人生道路上，做出了种种称得上勇敢的进步举动——而不再是逃避：他对中共在赣州的地下活动给予各种掩护和支持；极力劝说各种名流人士，安心等待解放，不要离开赣州——更不要去台湾。凡此种种，谢远涵受到了新中国地方政府的肯定。